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6月9日在中国青岛举行，这一峰会的迎宾表演仍由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师”导演张艺谋主导。北京时间6月7日晚，在青岛奥帆中心张艺谋和他的团队们进行了最后的彩排。
由张艺谋导演的上合峰会光焰艺术表演9日举行（图源：新华社）
张艺谋之所以被称为“国师”，是因为他多次成功地完成“国家任务”。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到2009年建国60周年联欢晚会，从2015年APEC欢迎晚宴到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等等，这些国际级的盛典总是缺不了张艺谋的身影。
那么张艺谋的“国师”角色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改革开放后将中国电影推向国际
1950年4月2日，张艺谋出生于陕西西安。1968年至1971年“文革”时期中，初中毕业后在陕西乾县农村“上山下乡”劳动。1971至1978年，张艺谋在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
1978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他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家里“没有关系”的张艺谋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而有关系的影二代陈凯歌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5年，张艺谋因拍摄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尽管《黄土地》仍是由集体创作完成，但此片依然体现出张艺谋在摄影上超前的美学认知。
有业内人士评价称，他不仅突破了第四代电影纪实风格的单一追求，以造型和情绪来结构影片，还用黄土高原与黄河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更以大量长镜头和凝固的画面引起人们的思考。
后来协助吴天明拍摄《老井》，他迎来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在吴天明的支持下，他找到在当时还不甚出名的作家莫言，以800元的价格买下了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版权，由姜文和巩俐担任主演。
影片中“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叔”描述了生活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骨子里的热血在这部电影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电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意味着张艺谋首次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国际。
在拍完《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再于1990年、1991年，根据小说执导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两部影片。其中，《菊豆》由于内容涉及乱伦情节并没有在中国国内上映，也正因此张艺谋还遭受了一些只拍“性文化电影”的批评。
不过，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不仅登峰造极地把陈家老爷角色塑造成一个符号性的人物——还将整部影片的叙事简化为关于“点灯—灭灯—封灯”的结构，并从侧面批判了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而后来的《秋菊打官司》可以说成为张艺谋在电影艺术上最高光的时刻。此片还原了上个世纪90年代真实的农村生活面貌。它不但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自我权益意识的觉醒，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良性记录。
在大陆遭到禁播的《活着》，是张艺谋所有电影里评分最高、改编完成度最佳的一部电影。来自内地、香港、台湾、日本的制片商都为张艺谋的电影投资。国际化的幕后班底，也为内地影人的工作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创作生涯的分水岭，这部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从那以后张艺谋几乎未出现问鼎国际知名电影节的大奖项。这部电影罕见运用了双线索的叙事手法。
张艺谋与妻子陈婷也曾因为“超生”引发关注（图源：VCG）
千禧年后开启电影新时代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第一步武侠商业大片《英雄》开拓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大片时代。这一作品也是张艺谋电影商业化的试水之作。电影不仅是艺术品，也是商业产品，如何让电影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也是身负社会责任感的老电影人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尽管此片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非议，但毫无疑问，它的公映终结了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近十年的低靡期，拉开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帷幕。自《英雄》起，张艺谋就开始建构起一条国际化的电影之路——那就是以主流文化为导向，以精英文化为开路先锋，同时又让大众文化作左膀右臂，以一部部充满着东方魅力的电影品牌开拓出一条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并跨文化、跨国度出征全球市场的道路。
这期间创作的有《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和《金陵十三钗》等其商业电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张艺谋逐渐得到中共高层的认可，陆续负责导演一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型文艺演出，并获得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担任一些政治职务，曾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长达15年。
从2001年执导了申奥宣传片包揽三项大奖，到2006年正式接下了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聘书，再到G20峰会开幕式，担任了多次“国家任务”的张艺谋被大家戏称为“国师”。
对于这个称谓，张艺谋本人似乎并不喜欢。他曾表示：“你们别叫我国师，我就是个老百姓，就是把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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