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华裔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昨日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在题为“论高等教育”的演讲中,丘成桐不仅回顾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更痛陈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年轻人才缺乏、经费不足、人文教育匮乏、开放性不够、评审制度不健全、研究与教学脱节、行政管理官本位等七大弊端。



丘成桐与中大学生交流。谢俊杰摄
大学不应该服务于利益集团
丘成桐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学为了获取经费支持而服务于利益集团。即使是为社会服务,丘成桐同样坚持大学应当具有独立性,“大学一个重要目标乃是提出和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某些利益集团要求的问题”。
中国大学热衷于政治与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丘成桐对比了美国名校的情况,“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丘成桐批评中国学界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他批评中国学界目前的现状是,“教授们在一段时间内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
中国教授从基金中得好处太多
“对很多中国教授来说,失去基金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丘成桐格外不满中国的科研基金评审制度,他认为症结在于利益之争,“在国外,一般有终身职位的教授,从基金里拿到的好处不会超过二到三个月薪金,其他都是用在研究方面;而在中国,从基金拿到的好处往往比自己的薪水还要多好多”。 其次,基金分配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手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学术界的争执。虽然行政管理部门倾向于采用某些看似公平的定量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估其他大学。但上述做法“既耗费大量精力在繁复的文牍工作上,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效果值得怀疑。
那么能否可以引入外国专家评审呢?“(现在)中国的一些教育与学术机构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让外面的专家参与评审”,丘成桐说,“这种看法,我看是不符合科学不分国籍和种族这一科学精神的……让人怀疑他们是否怕研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中国大学由官员和院士管理
“现在的中国大学是由官员和院士管理,整个大学受到他们的管制”,丘成桐认为这种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他提出,“几十年来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很少来自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而且往往是无意中得到的”,因此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要可充分、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即使研究理念、方向与众人不一样也不会被横加干涉。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真有此特立独行的教授,可能他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科学家不自由相关的正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中国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研究所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出色的学者当了领导之后,肩负行政重担,文山会海、上下级的迎来送往、政府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等,花去他们不少时间,常常令他们繁重得透不过气。”
这位数学家依旧言辞犀利,语带机锋,挑出“七大弊病”。对比中西方教育,他直言:“大学不要求每个教授上课是愚不可及”、“中国院士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哈佛)60岁以上教授我们很尊敬但不会聘请”。
60岁以上教授美国大学不会聘请
对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丘成桐的批评并无保留。他说中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有七大问题有:年轻有创造力的人才缺乏、经费不足、评审制度不健全、人文教育欠缺、开放性普适性不够、研究与教学脱节、管理体制不利于创建一流大学。
“年轻这两个字很重要。”丘成桐说,最近哈佛大学聘请的几位终身教授都是20多岁,美国的大学一般希望聘请40岁以下的教授,60岁以上教授会受到尊敬但不会聘请,因为最前沿的科学需要年轻的学术领导,可是中国这种人才相当缺乏,“从我们的院士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走在最前沿的领导学者了”。
揶揄中国学者争拿基金
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近年来在社会上备受诟病,丘成桐对此亦深表忧虑,他揶揄道,“中国教授争取科研基金是很勇敢的,因为拿不到基金是场灾难,许多教授学者从基金中拿到几倍于薪金的好处。”
丘成桐认为,评审制度应该注重鉴定“质”而非“量”,但这是现今中国高等教育评审制度的最大难题,原因在于基金分配权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员或大学行政人员手里,而国内世界级专家寥寥可数,没有足够多超脱专家参与,评审结果难以服众,因为评审时“如果是大科学家对他们批评,他们不会抱怨而是尊敬,但如果是官员来批评,学者心里肯定不服气”。
为经费屈从于政府和市场不可取
丘成桐还认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和普适性不够,学术的开放与经济的开放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就管理体制的问题,他把中国大学比作巴黎大学,只不过是教会和政府的差别,他以诺贝尔奖为例,“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项目能拿到诺贝尔奖的极为罕见”。
对当前部分教授只重研究忽略教学的现状,他说,“我觉得大学没有要求每个教授必须教课,是愚不可及的,因为适量的教学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不只可以支持和促进研究,与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亦能迸发出新鲜的想法。”
丘成桐对当前部分高校为经费屈从政府市场的做法认为是“不可取”的,他提出大学应为社会服务,但“这个服务必须是大学自己决定,而非盲目满足‘市场需求’,不这样做,大学便会沦为政府、军方、工业界或捐款人的办事工具,不可能为社会长远发展做贡献”。
期望看到更多的西南联大
中国还有能力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吗?在一系列的“批判”后,丘成桐却给出个充满信心的答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是个典型例子。”
他说,“在上个世纪,由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及南开正式成为大学,到西南联大极盛时期,也不过是40年不到的光景。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有30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内能够重见当年西南联大的风采,不单是一个西南联大,也应该见到十个二十个及更多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
现场
戴着“中大校训”领带演讲
丘成桐在中山大学演讲现场相当火爆。上午10时开始的讲座,中山大学怀士堂在8点半座无虚席,以至于学校警卫不得不临时拦起警戒线疏导人流。演讲结束后,学生仍不愿离去,要求合影、签名的学生将丘成桐团团围住。
1个小时的演讲,丘成桐时间控制得刚刚好,他语速不快,却不时抛出些“包袱”,引来全场会心一笑。有意思的是,他还佩戴着一条金灿灿的领带,引来学生好奇的眼光。记者看到,领带上依稀可辨“博学”、“慎思”字样,中山大学一位老师告诉记者,这是中大前日赠送给数学家的礼物,没想到他欣然接受,还戴着这条风格独特的领带进行了1个小时的演讲。
推荐大学生看《史记》《楚辞》
身为数学家,开讲的却是大学教育,追古溯源中西教育史。丘成桐在开场白中说,受父亲影响,他从小酷爱历史,甚至一度想选历史为专业。被学生问及推介哪些书籍给大学生,他说,最喜欢看的是《史记》和《楚辞》,但“我的感受不能替代学生,看书要有感动才会有意思,每个人应该寻找适合自己的书。”
在与学生互动中,他多次强调做学问最重要是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中国教育过早的文理分科现状,他说,现在学生看书太少,20岁是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自己年轻时没有人逼,每天泡在图书馆,凭借好奇心了解了很多其他领域的知识。他建议学生应多看看大师的传记,看了这些传记,才会明白大师成功并不只局限于专业研究,而是靠很多方面的素养积累。
人物
丘成桐:美籍华人数学家,祖籍广东蕉岭,1949年生于汕头,后迁居香港,1966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大三时因才华出众被一代几何学宗师陈省身发现,破格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27岁时,丘成桐因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而引起轰动。33岁时,丘成桐获得有“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数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丘成桐向来对中国的教育和学术多有批评。2005年,丘成桐揭北大挂名院士拿高薪不做事,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早期争论主要在互联网特别是高校BBS上进行,后来引起了各种媒体的关注。
采写:本报记者 刘黎霞 实习生 汪昕 通讯员 王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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