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祖籍揭阳，与潮阳的吴老（南生）算是大同乡。其间三十多年的过从，无论是接席清谈，或者追随访旧，都感到一种“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的感觉。吴老胸怀世界，谈话直率。接触多了，更觉这位曾经百战艰难的革命者，有一种忧世的书生本色。如果说毛泽东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浪漫的，那吴老的书生本色该是沉郁的，多怀旧和反思。正因如此，我常聆听吴老忆述早岁经历。以下，将听吴老口述的故事联掇成篇。
吴南生，原籍广东省潮阳县关埠镇上苍村。1922年8月12日生于汕头。共产党人惯常改换姓名，吴老也不例外。他原名吴祖武。《诗》曰：“绳其祖武。”跟随祖宗的脚步也。曾名吴楚人，此系汕头沦陷期间，任汕头青抗会少年工作队领导时所用。笔名左慈。
而“吴南生”一名，又是怎样来的呢？缘于“南委事件”时，吴老监送南委秘书长姚铎到重庆红岩，要报户口，当时报户口很详细，谁的儿子，谁的女儿，都要报。共产党人向国民党政府报户口哪会报真的？由于汕头有个“南生公司”，非常有名，又容易记，遂藉以为名。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有个参谋长姓陈，吴老也就跟他姓陈，叫“陈南生”。从重庆红岩开始，吴老就叫陈南生，一直叫到他返回广东，才改回原来姓氏，而叫吴南生了。
汕头南生公司
至于吴老儿女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也有关系。吴老既改名“南生”，他的长子就叫小南。吴老小时候在汕头叫“祖武”，所以幼子叫小武。夫人是许英，小女儿名叫小英。许英原名芸雄，所以大女儿叫小芸。
吴南生和夫人许英，2015年12月17日。
吴老改用陈南生一名，大概不太习惯，有时自己也搞糊涂了。南昌解放，吴老在行军途中听到广播任命陈南生为第一任南昌巿巿长，吴老还以为说的是别人，到南昌后，才知道自己做了八大山人故乡的父母官呢。
吴老幼时家贫，父亲在汕头小公园骑楼下修理钟表。吴姓在潮阳县是小姓，不是旺族就容易受人欺负，所以家人依附教会，都成为基督徒。小小的吴南生才几岁大，已帮忙做家务，他曾笑说，自己六七岁到菜巿场买鸡蛋，喜欢买已破的鸡蛋，一来便宜，二来可以从破口瞧见里头有没有坏。南生幼时喜读《施公传》《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由于家贫没钱买书，就站在书店看。少年吴南生求知欲强，记忆力好，许多学问知识就是站在书店看书汲取的。
吴南生就读汕头巿立第三小学，校址在乌桥，都是穷人住的地方。大革命时代的校长吴华胥（吴康民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解放后回大陆，做过汕头巿政协副主席。南生念这家学校时约1930年，吴华胥校长早于1927年就亡命海外了，但这个学校一直倾向共产党，吴南生说他读书时老师中肯定有共产党，那个时候老师言论很左，经常提到毛泽东、红军，而且公开讲。到南生快毕业那一年，国民党来抓人了，许多老师都跑了，有的跑到澳门去了，听说也被抓回来。那时南生是小孩，所知有限，后来的事也就不知道了。但吴南生还记得，有位姓朱的老师大概不是共产党，也被抓走，他的哥哥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朱老师后来放出来了，再回学校上课，但剃光头，吴印象颇深。
汕头巿立第三小学校长吴华胥
吴华胥晚年
南生小学没有毕业，因学校此时闹得不可开交。他在学校是很有头面的，很厉害，那时五年级，全校会考，他是第一名，南生的数学本来很糟糕，但这次会考竟也得了个第一名。作文更无问题，平日作文都是九十九分、一百分——其实作文哪有一百分的，就是老师佩服他，才给个满分。小学五年级的吴南生，已能写出两三千字有小说影子的散文。他还记得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爸爸失业了”——吴父大革命之后一直失业，所以家里很穷。这篇作文在学校的校刊登载出来，父亲看了大发雷霆，责怪南生说，“就是给你讲衰的”。吴南生后来在汕头巿商务英文专科学校肄业。
少年吴南生喜舞文弄墨，先后搞了抗日团体燎原文艺社、汕头文艺座谈诗会。1936年开始写作，用“左慈”做笔名。他佩服三国时候的左慈，敢于捉弄曹操，《三国演义》六十八回有《左慈掷杯戏曹操》，兼且那时对“左”字有好感，“慈”“赤”同音（蒋光慈又叫蒋光赤），所以用作笔名。当时经常投稿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办的报纸，最多是汕头的《星华日报》（约1936-1937，后来报纸搬走了），也向厦门的《星光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投稿，《星岛》登了两篇，《星光》《星华》也大都发表出来。吴南生将发表的文章陆续剪贴成两大册，投奔延安时，交母亲秘藏于家中阁楼，解放后吴南生返汕头时才交还给他。可惜“文革”暴乱时烧毁了，让吴老痛心不已。两册青春时期的文章剪报，避得过日寇，避得过国民党，却避不过自家人。后来，吴南生曾托张问强去找当年的报纸。张是1937年《星华日报》代理总编辑，解放前是香港《星岛日报》主笔，离开星岛之后主编《周末报》《正午报》（张夫人在《文汇报》），结果张也找不到左慈的文章，没帮上忙。
抗战军兴，吴南生投笔从戎（1936），十四岁已加入中共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次年入党，旋任中共汕头巿委，潮澄饶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澄（海）饶（平）县委、普宁县委书记。
粤东潮汕一带，深具革命传统。长征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由周恩来亲自掌控的秘密“红色交通线”，这条秘密通道以汕头为中途站，曾护送过刘少奇、陈云、聂荣臻、刘伯承、李富春、董必武、杨尚昆、瞿秋白、张国焘等一大批中共领袖，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这条通道竟没出过纰漏，靠的就是潮汕老百姓的支持。1996年吴老陪杨尚昆重返汕头，杨感慨万千。杨与吴老说，他走过两次交通线，几经艰险，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到汕头，辗转到大埔、永定，最后抵达瑞金。他一直感念当年潮汕老百姓的掩护支持。
1927年郭沫若随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普宁县流沙附近，遇敌追捕，也是靠当地农会协助，躲入密林山洞，从神泉与吴华胥等人坐船逃到香港，捡回一命。解放后郭才写信去普宁，向救命者致谢。
说回抗战间发生的“南委事件”，亦吴南生亲历者。南委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董必武为几位领导之一）的派出机关，下辖江西、粤北、粤南省委，闽南、潮梅、湘南特委和广西省工委等。南委书记方方，张文彬副之，组织部长郭潜，秘书长姚铎。南委为国民党破获，由于江西省委遭破坏，随后组织部长郭潜被抓捕，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肃反委员余建中（行笔至此，要利益申报，余系笔者舅公，因此案立了大功，连升两级）出面游说，才几个小时，郭即投降，成为中共最痛恨的叛徒。跟着顺藤摸瓜，先后再抓了一大批人，其中包括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张坚贞不屈，死于狱中，而最著者则为在韶关抓捕的八路军驻港办主任廖承志，廖系国民党元老先烈廖仲恺、国民党妇女部长何香凝公子，经周恩来、周游（游子）等多方营救始免被杀害，抗战胜利后得脱。
南委书记方方
中共南方局副书记张文彬，1941年摄于香港。
在韶关抓捕廖承志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肃反委员余建中
在此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组织委派吴南生护送南委书记方方等干部到重庆再转延安。随后吴南生接到一个更危险的任务：监送有叛变嫌疑的南委秘书长姚铎去重庆，吴和姚一起走。吴把姚由潮汕安全送达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其实此行非常惊险，因为姚早已叛变，吴负责监送，但国民党特工黄雀在后，也是全程监送，只是吴南生的官位太低，小小一个县委书记，抓了没用，还会打草惊蛇，所以没有动他。另外，姚也是有任务的，要打入延安做卧底。
到了红岩八办，吴与姚住在一起，大约有半年多，正准备去延安时，王若飞从延安来重庆做报告，说延安抓了好多特务，把姚吓破了胆，想要逃走。吴与姚住在一起，每天一齐去劳动，种种菜什么的，有一天吴老回来入屋，见姚蹲下来把皮鞋擦得乌亮，吴调侃道，鞋擦得这么亮去哪里？吴只是开玩笑，姚听此语却似有言外之意，拿起豉油壳甩吴，怒曰：“你老是这样监视我！”吴也发火，出拳揍姚，并骂：“你装什么鬼，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吴当时根本不知道姚与特务（姚的同乡同学）已勾搭上，言者无意，听者以为事败，面色一沉，到了中午吃饭，人就不见了。
八路军办事处在山上，周边有国民党特务监视，特务都在路边的木板房，谁一出去，马上抓捕，八办的人只能在山上自己范围内活动，到吃饭的时候不见姚，那肯定已经逃跑了。吴南生赶紧到八办去作自我批评，说：“如果是因为我打了他一下而令他跑掉，我应该受到处分。”吴南生只知道当时和自己谈话的人叫张明，是八办组织部的（到了“文革”吴才知道，这位张明是中央军委的秘书长，又是调查部门的主管——笔者按：张明其实是刘少文的化名，刘少文是做情报工作的）。张说不关吴的事，其实姚早就想跑了，然后问吴有没有办法写信通知潮汕那边，吴说能够，来的时候都有布置。张明命吴南生发电报和信件通知潮汕地下党：“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这都是祖宗风水不好，要移修。”即通知地下党紧急转移，并执行家法，消灭“逆子”姚铎。
信先到，让潮汕组织有所准备，姚后至。当地组织派人刺姚，第一次姚受伤，诈死逃脱。但姚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有一个女同志，与姚认识，也是吴南生在普宁的副手，吴是书记，她是副书记，有几个手下，她管妇女工作，南委事件后停止活动。这位女同志撤退去汕头，在汕头碰到姚，她本来要上韶关读书，姚拼命利用她，留她在揭阳的学校教书。这样一来，有了一个内线，杀手才有机会下手。但因上次姚诈死，这次组织派出的两位杀手非常尽责，要明确姚真的死了才撤退，耽误了逃亡时机，结果牺牲了一个同志，付出血的代价。隔了六十多年，吴老再提起，还说惊心动魄。
八路军办事处组织部化名张明的刘少文
刺姚铎的杀手李亮（左）、陈德惠（中）和李习楷（右）
南委事件，对共党破坏很大。饶宗颐原有一帮他抄抄写写的女秘书，也是潮州人，叫吴娇，有一天突然失踪，饶莫明所以，直到八十年代在上海联系上了，晤谈旧事，才知道是廖公被捕，受命紧急撤退才失踪的。吴娇还提到她哥哥系国民党情治单位驻澳门的头头，解放初不知是否弃暗投明，返回乡间以为安全，结果来得不是时候，蒙查查地给枪毙了。
饶宗颐秘书吴娇是四十年代南方局地下党人，1982年10月在上海重逢。
再说回吴南生，从红岩八办去了延安，进延安中央党校为二部学员。延安生活却是艰苦的，晚饭时黑沉沉的，苍蝇又多，看不清吃的是什么，夹菜往嘴里一咬，没声音的是豆鼔，“必”一声的是苍蝇。城巿长大的人实在受不了。延安也有人养狗，若狗儿走失了，狗主辄骂，定是小广东偷去食了。
在延安短短两年，吴老最开心的事是赢得美人归。1945年，二十三岁的吴南生与许英结婚。许英属鸡，与共党同庚，却长吴南生一岁，与庄世平、刘作筹、饶宗颐几个潮汕名人一样，老婆大老公一岁。旧日说如此可将什么相克的都冲掉。许英是普宁人，原系南方文委机要科副科长，在延安与吴老同在中央党校学习。结婚那天，老乡按乡间习俗，买了些糯米、糖，用砂锅煮糯米饭，大家用铲一铲到底，叫“甜到底”。此举果真灵验，二位厮守一辈子。几年前还搞了个“钻婚”庆典。许英今年九十七，虽然骨质疏松，曾跌过几次，尚幸无大碍，依然精神健旺，个子矮小瘦削，仍然慈眉善目，美貌如昔，优雅大方不下于杨绛。（此间“五二二”花园道血案被打到头破血流的名人许云程亦普宁人，称许英为姑。）
抗战胜利，吴氏伉俪响应中央号召，到东北去，行军艰苦，吴老苦中作乐，吟咏出：“日日征途上，年年作客中；愿借千里马，指日抵辽东。”哪来千里马，只有腿一双，行行重行行，走了一年才到东北解放区。吴老出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吉南地委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吉林巿委宣传部长。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任南昌市副巿长。解放广东时，系中共华南工作团党委委员，参加解放汕头巿。任中共汕头巿委副书记兼汕头巿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革命胜利了，但革命者的吴家却发生了悲剧。这是吴老的伤痛。前几年在广州华美东路拜访他老人家时，才听他说起。
吴南生有几位堂兄，都是会打架的，较牛精，住在礐石，但不是当地礐石人，而系潮阳出来的，与当地人发生矛盾，结怨深，遂被诬告恶霸。
解放之后某天，吴南生路过汕头，那个时候没有招待所，也没有宾馆，吴住在老熟人、老部下邹瑜家。邹瑜是汕头军管会公安接管部部长、汕头巿公安局长、潮汕专署公安处处长。这个时候，吴已到地委，邹还在汕头。地委在潮州，吴去饶平，从潮州先到汕头，住在邹家。邹就拿了材料给吴看，是吴的堂兄这一家都被告，罪名都是什么恶霸，吴看了以后，不好说话，那个时候不能说话的呀，如果你一说，连你都一起枪毙。吴就与邹说，一家几兄弟，罪状都是一个，那好像不合情理嘛。另外吴南生知道老三是在外面教书，是在林兴盛（尝任潮州巿委书记）读书的学校教书，而且是进步教师，也在这名单里面；老二呢，是解放以后叫做英雄，他是在海关开那个引水船的船长（在外面引大轮船进来的叫引水船），还是劳模，解放前早就帮过共产党，那革命母亲（李梨英）从内地要到某处去就是老二当交通的，都是住到他家的，对革命有功的。怎么一下子几个人的罪状都一样。邹跟吴南生说，你不要开口，我来说。吴南生才到饶平，没两天，报纸登出来了，全部枪毙。
邹瑜
吴南生父亲也很苦，且说吴去了延安，吴父那个时候还在日本人统治的汕头，到了日本投降，吴父被抓（大概儿子投共），后来查不出什么，弄点钱就放出来。吴父出来后到印尼去，背着一个磨牙的担子，替人家拔牙。当他听到儿子吴南生回到潮汕了，老人家也赶紧回来。一下子，讲给他听几个堂兄枪毙这事，老人家哭得死去活来，说，没有道理呀，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巿政府还要请他吃饭，还发了请帖，请他晚上去吃饭，中午却把他枪毙了。这么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连巿长都不知道呢。其实连吴南生都不知道，巿长当然也不知道啦。本来潮汕有个三人小组，如果跟三人小组说，他们会调查清楚的。但邹瑜没有说。邹是广西博白人，四十年代末与吴老同在吉林工作，邹是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邹自己要求跟吴一起南下，现在还活着。前些年，邹感到很不好意思，他找吴老，表示对不起吴老。吴老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吴父在外面没事，回来反而出事，吴父当时就哭得要死，老人家脆弱的血管受不了刺激，那个时候没有血压药，一气之下也就脑袋瓜爆血管，当场气死了。吴南生一下子失去父兄一家，明知系冤假错案，也救不了，其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吴南生四伯父全家一条罪状栊在几个人身上，通通杀了。（老大早就死了，还有一个最小排第四的跑掉，逃到新加坡。）可怜这些堂兄他们的孩子还很小，老婆有的改嫁了。吴又不能出面，也不好说，拖到前几年，堂兄的儿子提出来要调查平反，吴公子晓南帮他们去找门路，去申诉，但有关部门说档案都找不到了，不了了之。隔了六十多年，吴老仍然生气，又非常无奈。很多事都明明知道不对，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大镇反，也杀了好多帮助过共产党的士绅，后来有些平反了。但有些被错杀而没人出来说话的，也就属于不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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