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后，王沪宁等知识分子重回文选系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从上个世纪末延续至今的工程师治国时代成为过去式。而翻看中国历史，我们也能看到士大夫阶层与官僚阶层若即若离的关系。知识分子天生自带着家国天下情怀的基因，但这种基因也让他们拥有了自命清高的毛病。
近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崔永元因揭露中国娱乐圈阴阳合同问题而引爆舆论场，而在此之前，他卷入转基因争论，且对中共的舆论封锁持有异议。事实上，中国这一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对于今天的中共来说，该如何对待这一群体，而知识分子又该如何与政权打交道呢？为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马勇。他是如何从历史的维度去看待中国这一特殊的人群。此为系列访谈第四篇。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然而他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写的诗歌，满是肉麻的吹捧，为人不齿（图源：VCG）
发生在刘晓波身上的悲剧，可以代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图源：Reuters）
记者：除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大众也往往对知识分子抱有期待。但也有人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表示怀疑，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索维尔有一本《知识分子与社会》，里面就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往往是“添乱”，比如知识分子总是用道德热忱取代对事实的深究，往往带有知识的傲慢与智识的懒惰，间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萨特1939“希特勒的德国与法国差不多”；罗素二战前主张英国单方面裁军；萧伯纳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60年代访华后批驳饥荒饿死人的“谣言”）。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作用？
马勇：知识分子对政治要抱有热情和关怀，但要有度，要保持专业性的立场，不能被现象蒙蔽，更不能有偏见。斯诺就是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当代中国史研究泰斗级别的学者何炳棣，他是美籍华人，2012年刚刚去世。他也是国际汉学界屈指可数的顶尖人物，地位甚至比余英时先生还要高一点。然而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仍有一大败笔，就是认同文革。在文革没结束的1971年到1972年，他来中国访问。同期余英时先生也来中国访问，然而余先生回去后并未赞美文革，何炳棣却发自内心的赞美文革，并发了长篇文章。此文章很快被中国的大参考和小参考转载。我认为参考体制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坏的，因为世界媒体如此之多，任何一个话语都会找到世界上赞美的声音，特别在自由言论的环境下。何炳棣非常伟大，但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失误的。
另一位学者黄宗智，他也是一流的汉学家，我想，他未来或者现在对重庆和薄熙来的判断应该会与前几年的判断有所差别。
所以，知识分子要对现实的政治保持距离感，因为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掌握的情况肯定是不充分的。基于此，我对余英时先生讲的，要对政治保持兴趣很认同。这种兴趣是遥远的观望而非深入介入，更不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对的和唯一正确的。
我们也看到，如今知识界对于一些问题的评估还是带有着傲慢和偏见，需要知识分子保持警惕，并且虚心观察，听听不同的声音，避免走向偏执。
记者：传统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守夜人，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会成为历史的垫脚石。您认为知识分子该如何界定与反思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马勇：知识分子其实不具备社会进步倒退的决定力量。这一点，毛泽东的分析是对的，他认为，知识分子都不构成一个强大的阶级，哪怕是拥有经济保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也不会拥有像此前士大夫阶层那样对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今的知识分子更不可能。所以知识分子就谈不上是守夜人或者垫脚石。
其实我们可以谈谈知识分子的责任，即知识生产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知识，在专业问题上去发声。包括在公共和社会事务上的关怀是需要立足于自身的专业。所以公共知识分子一定要自己的专业视角，这样才能与公共情怀很好的结合，在历史大变革中留下印记，即立德、立言和立功中的立言。一方面要推动历史的良性运转，一方面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在大历史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当然，任何社会都会有体制的吹鼓手，但知识分子尽量避免做这样的角色。文革时期南北大批判组，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但从1950年代的吴晗、马寅初开始，他们都是积极介入政治去批判别人，最后也被别人批判，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该如何定位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后人来看，除了对他们非常同情外，也是存在痛恨的情感的。
这对我们自己是有警惕的，即该如何定位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有担当，大胆讲出自己的认知，同时也要守住底线，在立言和立德上不能有差错，可以不立功，但不能走向人类基本价值的反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子以来，都相信历史。历史是芸芸众生写出来的，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所以，知识分子要时刻提醒和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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