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是稳固的,但它在最初几年要实现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没有太大关系。他们推行的城市政策和实施方案,是任何强而有力的国家政府在这种环境下都要做的;实际上,这也是旧的国民党政权打算做的事。任何一个新的中国政府都面临的任务是:建立社会秩序、进行人口登记、收缴私藏武器、控制通货膨胀、建立穏定的货币体系、恢复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恢复市政服务功能、改善卫生设施及加强中央对地方城市行政机构的控制;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政府才要解决城市中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疾,如普遍的吸毒现象、妓女和庞大的黑社会、秘密社团与黑帮的犯罪活动及由此而来的腐败行为。
鸦片问题是反映旧政权的无能和新政权的成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毒品问题就一直折磨着中国社会,1839年鸦片战争后,毒品在中国迅速蔓延。国民党政权上台时,毒品交易主要由犯罪组织经营。国民党的反鸦片法和反鸦片运动劳而无功,一方面是由于政权的无能,另一方面还有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
国民党发现,在毒品交易中谋取暴利的黑社会和帮伙在政治上是可以利用的,腐败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门则因有利可图而保护毒品交易。然而,在中国历届政府统治下持续和发展了近两个世纪的毒品问题,新政府在两年内就彻底解决了。共产党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对毒品的主要供货商和交易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手段(包括死刑),赦免小毒品商,对吸毒者实施戒毒方案,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教育运动,召开“禁烟”大会,通过宣传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等。到1952年,鸦片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已很难找到吸食鸦片的人了。
共产党还通过镇压、改造、发动群众和教育等方法,同样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其他的普遍问题。广州是旧中国犯罪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傅高义在总结了共产党统治的最初三年取得的成果时说:“最终扫除了妓女、吸食鸦片者、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来第一次公共道德恢复过来,人们不再担心抢劫,也不再害怕夜间在街上行走。帮助与严格监督双管齐下,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但却遏制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正如城市的社会改造,实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屡受挫折的振兴意愿,驱逐外国人出境,也满足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感情。
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并非像当时西方媒体描述和谴责的那样,是“共产党暴政”的结果,而是一个深得人心的中国民族主义行动,标志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时代的结束。虽然在驱逐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群众排外的偶然暴力事件,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有秩序的。开始是要求外国人向新政权进行登记,限制和监督他们的活动和旅行。外资企业受到控制,最后被没收和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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