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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研究掀起新潮:《小团圆》与“张腔”及“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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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张洁平/七十年前,十九岁的张爱玲拖著行李箱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香港沦陷。对这段日子的记述,成了她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开端。循著当年那个高挑傲气的女孩的足迹,「张迷」们走进港大校园,参加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题为「停不了的张力」的《小团圆》研讨会。历史与空间交错的魅力,就在这一刻令人著迷。

本次研讨会是《小团圆》出版后的首次专题研讨。由亚洲週刊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者分别来自两岸三地:亚洲週刊主笔、文化评论家南方朔,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以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由亚洲週刊总编辑邱立本主持。论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张迷」。港大三百多人的讲堂满座,文化人的身影点缀其间:香港文学专家小思、香港话剧团前任创意总监、话剧《倾城之恋》导演毛俊辉、著名编剧何冀平、哲学家陈鼓应等。

主持邱立本在开场白中说,张爱玲与香港有特别的缘分,而七十年代台湾的「张爱玲热」,则是由一位「香港仔」唐文标所掀起。他是培正中学毕业,留美数学博士,后去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发动亲友在全球蒐集张爱玲的旧作及资料出版,并发表重要评论,影响深远。

研究张爱玲二十年,中国「张学」权威陈子善首先发言。他并不认同把《小团圆》看成完全是张的「自白」,他认为,更准确定位应该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影射小说」。

对于陈子善来说,看《小团圆》有一个心理障碍,张爱玲写到的原型,他几乎都见过,比如张爱玲的姑姑、弟弟,他都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再看小说,就让他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是相信小说好,还是相信日常体验?他承认,有索隐派已将《小团圆》中的人物与现实对号入座,发现竟然丝丝入扣,过瘾得很,比如邵之雍是胡兰成,比比是炎樱,瑞秋是张的母亲,九林是张的弟弟,文姬是苏青,苟桦是柯灵,燕山是桑弧等等。

但是,凭藉多年对张爱玲家族身世的研究,陈子善仍然一再强调,「不要中了张爱玲的圈套」。他举例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张爱玲姑姑的一件往事,与《小团圆》中所述确又偏颇,「小说是虚构的,这是前提,对号入座是非常危险的。张爱玲可以在一部小说里将生平往事信手拈来,随意地加上艺术加工,不落痕迹,而如果我们就真的以为这是纪实的,可能会中了张爱玲的圈套」。

陈子善提到张爱玲少年时阅读《孽海花》的一段经历,「她还在上海玛利亚中学读书时,弟弟介绍小说《孽海花》给她读,说『我们的爷爷在里面』。小说里的庄仑樵,正是在写她爷爷张佩纶。」陈子善认为,《孽海花》中的影射手法给少女张爱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如当时鲁迅对《孽海花》的评价:「描写未能尽实」、「形容时复过度」,全文无一不影射。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团圆》非常複杂,从不同角度都能自圆其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影射小说」。

陈子善认为,把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对《孽海花》的评价略略改几个字,其实,恰好就是对《小团圆》一个最好的评价:「未必都可靠,除了小说必有的渲染」。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有句很著名的话:「我们回不去了」。陈子善认为自己研究张爱玲也是这样,「我停不了了」。自从一九八七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旧报刊上看到张爱玲不为人知的小说《小艾》,他便产生了发掘张爱玲散佚作品的想法。多年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发掘了许多张爱玲演没在故纸堆中的文字,包括中学时代的作文、小说以及英文散文,对有关张爱玲一切瞭如指掌,甚至被评论戏称作张爱玲文脉上的「未亡人」。

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几乎是以一个张爱玲忠诚「粉丝」的面貌登场,话题一开始,便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迷恋」张爱玲的日子:「我是一九六零年代开始读张爱玲,那是台湾的苦闷年代,特别喜欢不容易看到的东西,记得台大图书馆有本《未央歌》,要排队借来看,排队要排一个学期。张爱玲也是一样。不过张爱玲在那个年代,有崇拜者,没有霸权性。」所谓没有霸权性,是说张爱玲还没有如今这样登堂入室的地位,「那时候有学问的人都说自己读《尤利西斯》,但都偷偷看张爱玲,风花雪月、男男女女,偷偷摸摸读,偷偷摸摸喜欢」。

南方朔说:「张爱玲家自己出过一整套私房书,我为了喜欢张爱玲,请朋友从有收藏的芝加哥大学印了一整套回来,花了好多好多钱。我为了了解张爱玲的家世,花大钱读了很多清朝的笔记小说。知道麽?我们是这样崇拜一个人的。」头髮斑白的南方朔在台上说起这些,透过厚厚眼镜片的眼睛都在放光,兴奋得彷彿回到少年时代。

正是南方朔最早把《小团圆》定义为一本中文世界少见的「自白」型小说,张爱玲当时急于与胡兰成口中的张爱玲传记撇清关系,写作的危机感很重,所以写得很快、很赶,「越到后面越直接,甚至都顾不得掩饰了,乾脆就是在写自己」。他认为,这样的小说出来之后,研究张爱玲一定要往前大走一步,「从《小团圆》你可以看到,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真是有深度开发的潜力。一个作家的心灵有那麽多原材料,一定会有个历史地位」。

和所有张迷一样,南方朔也毫不否认自己「恨胡」。「喜欢张爱玲,就讨厌胡兰成,人都是这样的嘛。」他觉得所谓「胡腔」,是一种万事万物皆「安稳」,岁月无论如何都「静好」的风格,极美,却极空洞;极空洞,又极美,是为「妖」。

而对张爱玲,「张迷」南方朔就没有那麽苛刻了。无论《小团圆》中展示祖师奶奶多少阴暗性格,无论今后还将出土的英文自传小说还将挖掘出多少,南方朔都认为没有关系,还催促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尽早统统公布:「你看到越多,她不堪的地方就会越多,但你就会不爱她了吗?当然不会啊。」「为什麽呢?张爱玲不是有句话麽: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可惜的是,这慈悲全没有分给胡兰成一丁半点啊。南方朔也提到已去世的香港「大侠」学者唐文标对张学的贡献,而他也被张本人及张迷所讨伐。但其实他很迷张,但却批判张爱玲笔下的世界,这点应分开,不该一刀切。

相较于陈子善熟识《小团圆》里影射的众多人物,对许多张迷来说,李欧梵则有「吃了鸡蛋,还见到下蛋母鸡」的幸运。他是见过张爱玲本人的少数学者,儘管会面才匆匆的两个小时。在研讨会现场,著名编剧何冀平好奇地追问这次会面的情形。李欧梵描述,那次与张爱玲的会面,其实只是去接张到一个会议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李忆述,张爱玲是个极其敏感、极其认真的观察者,她会在路边突然停下看景,连一片树叶,她都有藏不住的好奇和惊异。这次会面后,虽然有段时间住得很近,他也不敢前去造访打扰。

李欧梵说自己对张爱玲的兴趣,与香港有关,那年他正写一部以《倾城之恋》范柳原为主角的小说,到香港踩点。当时被要求在香港文化界的游行横幅上签名,他立马写上「张爱玲到此一游」,有种被张爱玲「附体」的痴迷。令他感慨的是,几十年来,香港对张几乎是不闻不问的,而当电影《色,戒》二零零七年轰动影坛,连一直不重视张爱玲这个学生的港大,也开始声称要「拥有」张爱玲了。可是,当张爱玲变成「神话」流行之后,他却产生了另一种困惑,一些张迷变成黑白两分、不容任何批评的拥张派、「武断的张迷」,这不利于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开放式研究。

李欧梵认为,张爱玲文学独特的部分是她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字始终传递一种「世故的声音」,以冷眼旁观,做悲悯的审视,用小说把自己和现实拉开距离。他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写作的极限,所谓极限,某种程度上也是limit,就是小说的技巧到此打住了,没有再能超越此前的自己。《小团圆》呈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自闭式的自省风格」,但也因此,作者和现实间的距离不够,影响了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

张爱玲另外两部尚未面世的英文小说,也是写过去同一时段的故事。李欧梵看过其中的一部《The book of change》,觉得文字虽然没有《小团圆》那麽娴熟,但张爱玲也因此称得上是中国作家中少见的才华横溢的双语作家,她的总共七八十万字的自传性文字,不厌其烦,细緻而琐碎地展现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旧上海。随著更多原始材料的公布和全部作品的出土,李欧梵认为,张学方兴未艾,才刚刚起步。他说:「张爱玲的伟大,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在观众提问时,一位在港读书的中国八零后女生为胡兰成鸣不平,提出反问:胡兰成的出现对张爱玲的文学难道真没有有益的影响?她从中学时开始读张爱玲作品,是中国新成长起来的很典型的一批年轻人,他们生活无忧、热爱小情小调,有更多的阅读自由,但不屑于成规俗见。她最喜欢张爱玲的散文《爱》,开头四个字「这是真的」,末尾写到「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麽?」她说:「我看过太多遍,所以都可以背下来了。这故事就是胡兰成讲给她听的。」

亚洲週刊总编辑邱立本指出,是否没有胡就没有张,没有张就没有胡?虽然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但张腔与胡腔似有一种内在的共鸣。而南方朔对胡的反感是站在修辞学的角度,他举「朝不保夕中仍追求天长地久」为例,他笑说,任何一个女子听见这样的句子,都必然会迷醉不已,但其实这句话空洞无内容,只有漂亮修辞。他觉得对胡的研究要回归到修辞学,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李欧梵也表示,他不喜欢胡兰成没有自省、自我感觉太良好的东西,「如果说张腔是现代式世故,胡腔基本是巫言」。但陈子善认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影响,需要梳理,不易做定论。上世纪四十年代,张胡关系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胡写了四篇评价张爱玲小说的文章,而胡兰成对张总的评价是「鲁迅之后,有张爱玲」,非常有先见之明。

缘起缘灭,缘灭缘起。即使在文学的世界里,张爱玲也逃不开胡兰成,「万转千迴完全毁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麽东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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