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谋局，人事先行。中国政治传统中，大凡触及要分配蛋糕，改变利益格局的改革，“用什么样的人”从来是一个先决条件。从两千年前商鞅改革，到明中期张居正改革，从清末洋务运动，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邓小平改革，皆是如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广东的深圳和上海的浦东作为两个试点特区，邓小平在深圳启用梁湘，在上海启用朱镕基，同样能也印证“改革谋局，人事先行”这一要义。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自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设立开始，到2018年习近平推行二次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中，先后涌现了上海浦东、海南以及河北雄安等多个改革政治高地。当习近平2012年上任伊始即进行延循邓小平的“新南巡”之后，中国政府正在试图让曾经的改革特区重唤生机，并不断开发新的改革高地。这种改革雄心，自然也就体现在人事安排上，中央政府如何选拔有魄力的改革人才去主政这些地方，能否从中再度涌现朱镕基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当下对于广东（深圳）、上海（浦东）、海南、河北（雄安）这四个改革高地当下的人事进行梳理，就有了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上海从中共建政之初就作为中国政治的一极，成为重要的存在。上海走出的高级官员，从早期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上世纪90年代的江泽民、陈良宇，再到今天的俞正声、韩正，在政坛上的地位都显赫一时，甚至在90年代江泽民主政时期有所谓“上海帮”的说法，一大批官员从中共上海市委和政府的领导岗位提升至中央高层。再加上自民国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谁主政上海谁就有底气在政坛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进入聚光灯下，因此直至当下，对于上海官场的剖析一直是观察中国政坛的“重地”，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也是为什么观察上海政坛能够凸显一种“小气象，大格局”的原因所在。
打破改革阻力 关键在人
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上海不仅实现了从传统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为以第三产业，金融行业为主的经济模式的转变，更是为中国贡献出了浦东新区这样改革特区的示范样板。而
上海的成功，既有当时时代环境的驱使，也与以朱镕基为主的上海官员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位后来有“铁血宰相”、“经济沙皇”的官员主导下，以浦东开发为龙头，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得以带动。
而四十年过去，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近自成立之日起就承载着全面深化改革窗口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政期待开创中共执政的新高峰，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同时撬动固有利益利团的利益，挑战阻力强大，作为“先行先试”的一块“飞地”，上海自由贸易区并不自由。其中最大阻力和挑战就是来自“利益集团”的掣肘。早在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就有媒体报道，自贸区遭中共某些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曾坦承，推行自贸区建设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包括证监会与银监会在内的强烈反对。中共部委就新政策有不同意见并不少见，但监管机构联合起来反对总理的事情却很罕见。显示这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角力。
从上海自贸区最终在李克强“力排众议”下成立来看，在与“利益集团”和党内“保守派”的几轮博弈中，李克强代表的“改革派”占了上风，李克强的目的似乎达到。然而，“利益集团”显然不会就此举手投降。陈波说“由于几十年来中央政府缺乏对‘利益集团’的有力管制，他们的力量已经渗入到各个重要领域。而来自他们的阻力和干涉会伴随中国改革的每一步”。
改革年代上海的成功，与朱镕基的推动密不可分（图源：AFP）
上海自贸区的命运是上海作为整个中国改革窗口的缩影，要打破现在来自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就势必需要一个作风强势，搭配科学，运行顺畅的团队进行总体布局和执行。而这个团队就是上海市委。
上海常委基本盘梳理 涌现最年轻省级常委
目前上海市委党委，共有十一名常委。从级别上来看，这一届常委也延循了以往的政治惯例，作为直辖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也在中共党内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
此外，上海市委班子中还有一名中央委员和两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上海市市长应勇、党委专职副书记尹弘以及常委副市长周波。此外上海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廖国勋也有中央纪委委员的党务身份。
从年龄上来看，除了书记李强和市长应勇分别是1959年和1957年出生外，其余9名上海市委党委均为“60后”，平均年龄54.6岁，而整个上海市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为55.6岁。坦白讲，这个平均年龄在三十一个省委常委班子中，并不算年轻优势，即使相对2012年之前副省部级干部平均年龄约为53岁的指标，上海这个改革高地的人事配备的平均年龄甚至下降了2.6岁。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特别提出，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平时调整的年龄界限。
当然，上海常委班子“50后”领头，“60后”搭伴的基本结构之外，还有一名目前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常委诸葛宇杰，这位“70后”官员系上海本地升迁，在2013年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杨浦区区长，随后仕途加速，在2017年成为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作为一个地方最重要的起到“上通下达”的秘书长，上海市党委要锻炼诸葛宇杰的信号十分明显。
大凡对中国政坛有所了解之人都明晓，中共自建国之初，对于整个官场的架构初衷就是省委书记多由中央选派，行政首长大多起自当地，省级常委班子和下行县市的领导也是多是省内异地调动、升迁，中央不过多干预。这种处理的一个好处就是省委书记的权力极大，再加上省委常委中军方代表的势力，“一党一军”的架构能够有效的把控该省直接受制于中央。而省长和其他中基层干部，由于是本地官员，当然会对本省的经济、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不会出现政策制定“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
但是这种人事安排却往往会发生异化，直接表现就是作为改革开放特区的上海，在人事安排上却往往“不开放”，水泼不进，例如从从1981年汪道涵开始，直至今天杨雄，33年8任上海市长都是上海本地人或者来自受到沪影响辐射宁波地区，并发迹于十里洋场的官员。
一直到2017年，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转变。十九大之后，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接棒入常的韩正主管上海，也成为首位先后主政苏浙沪三省市的高级官员。翻看李强的履历，他是典型的浙江出身的官员，早年曾在浙江瑞安县基层农机部门当工人，后进入当地共青团系统开始从政之路。随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在浙江政坛打拼，2004年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当时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从2005年开始，李强进入浙江省委常委，担任过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等职，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同年成为浙江省省长，开始主政一方。与众多出身浙江的官员一样，李强的升迁之路也是从2012年开始进入快车道，2016年6月成为江苏省委书记，为进入政治局“预热”。与中国多数地方大员相比，李强的地方执政经验算不上丰富，但是浙江和江苏的执政经历，让李强对于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华东地区东部沿海的发展现状极为熟悉，这也成为他最大的政治优势。
而现任上海市市长应勇，则先后在浙江政府系统工作了近34年，既当过基层派出所的办事员，也当过地市公安局长，还曾任浙沪两地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名标准的“政法老兵”，也是上海三十余年来罕见的主要仕途升迁不在沪上的“外来市长”。
“三分沪上”格局凸显
包含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内，今天上海市常委班子还呈现出一个特殊的结构。除去1名戎装常委凌希之外，上海常委班子中其余10人，翻看其仕途，分别是由异地调任，异地空降和本地升迁三部分构成，而且履历不同的人所担任的职务也各有不同。
首先便是一个省级常委班子中最关键的“一二把手”即省委书记和省长，以及起到监督作用的纪委书记，分别都是从异地调到上海任职的，上海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廖国勋主要仕途经历在贵州。
其次，常委班子中比较“务虚”，以及涉及部分“双重管理”的部门如宣传部，统战部的常委，都是从中央空降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即是从国台办空降，他所接替的施小琳曾是标准的上海本地官员。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则是从中宣部空降而来。
最后，常委班子中，真正需要做事的岗位，如专职市委副书记，常委副市长，政法委书记，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以及秘书长这5个职位，则全部是由上海本地官员担任，熟悉本地情况是他们担任这些职位的主要考量。
遗憾的“自贸区”
通过对于上海常委班子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十九大后，中央政府在安排上海人事时，更趋向于打破山头，构建更为科学人事梯队的安排。但是此处不得不说明的一点，作为中国政府十八大后二次改革的标杆性“特区”，上海自贸区虽然被寄予厚望，而且做出一些成绩，但是不得不正视的一点，其预期未达到社会期望。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上海自贸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灵魂人物去进行主导推动。
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贸区挂牌第二天，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走马上任管委会第一任常务副主任，协助领导管委会全面工作，负责管委会日常工作。由于领导管委会全面工作的是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戴海波成为了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实质的管理者”。但是仅仅1年之后，戴海波就于2014年9月15日被免职，2015年3月17日，上海市纪委发布消息称，戴海波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2017年6月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戴海波有期徒刑9年。
戴海波落马之后，其接任者陈寅也只是在自贸区做短暂停留后进入上海市委。而自贸区主任一时出现“双头鹰”领导框架，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和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共同兼任。但是艾宝俊也于2015年11月落马，而沈晓明则在2016年调往教育部。2017年1月，现任上海市常委副市长周波担任自贸区主任，特别指出的是，2015年，周波曾因违规接受公款宴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之后才重新重用。如果说，上海自贸区的人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块改革“试验田”推行的速度，那在短短4年时间内，上海自贸区从主任到常务副主任，几易其主，落马、处分者颇多，显然也是让自贸区不及预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用人上，习近平也曾言“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上海作为中国改革的排头兵，通过对其市委班子的梳理，既能发现中央政府希冀通过科学人事配备推动改革的初衷，也能看到自贸区因为人不配位，一波三折的遗憾，如何让上海滩重振改革气质，再现改革旗手，中国政府还需多加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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