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是同时或者前后脚产生的。现在不太好清楚地分辨，是先有科学精神还是先有人文精神。但二者出现之初，都是对宗教神权的一种反抗而产生出来的。科学精神从经验论出发，反对由神来解释一切，而赞同由人们自己的感官来认知这个世界。人文精神也是反对把人描述为神的奴仆，受神的役使而产生的。其歌颂人的伟大，人性的伟大，倡导人文主义，同样是对神权的抗议。二者在那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相当于携手来反对宗教神权，是一对亲密的战友。
这样的战友合作大约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一批研究科学的人，以及研究科学的哲学家，开始专门研究科学认知中的一些专门问题，而对于人文方面的问题就不再发生兴趣。而另有一些哲学家，则对前面这样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们所采取的这种不顾及人文精神的态度表现出十分不满。于是，西方哲学开始分化出所谓科学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个大的派别。体现在地域方面的，则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
不过，我感觉，虽然这样的分道扬镳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毕竟出现这样的划分还是有点矫情。西方人说好听点，非得把一种东西弄得精细精细再精细，说不好听点，就是较真，认死理，非得把有相关联系的东西弄得各成一套体系不可。虽然这样做，也能出来不少成果，但是最终这样的划分也弄出不少说不通的情况。
对中国来说，自打“五四”以来，就一直追求科学与民主。而这两样恰好就分属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只是这两样东西又那么协调地在中国得到人们的认同。在中国，科学是中国改变落后面貌的重要手段，而民主则一直是中国革命所追求的诸多目标之一。科学与人文在中国就是这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科学讲究的是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让人们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有更高的质量。而人文讲究的是对人类、人生的最大关怀。这两样对人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讲科学离不开对人的关怀，而关注人文也离不开科学的态度、方法和精神。在中国，研究科学与工程的人们其实也在关注人文的某些领域，虽然有时候，他们还不太知道，如何将科学与人文有机地结合起来，但他们没有放弃过对人文领域的关注。而在人文领域工作着的人们，对科学的关注远不如科学领域的人对人文领域的关注。这就形成了一个反差。这个反差使得在人文领域里的人们多少表现出相当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有的时候甚至会产生误导。因为他们对科学知之甚少，所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对这一部分的认知就肯定会产生偏差。
现在无论在科学领域中工作的人，或者在人文领域工作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对于科学精神与科学的世界观，都产生了某种偏差。他们在自身的世界观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牢固的科学性，因而往往会被误导到迷信甚至荒谬的歧途。这让人感觉非常遗憾。而这样的被误导，往往会被那些打着所谓传统文化的旗号所迷惑。这种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缺失，导致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人文领域，都出现了某些完全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会带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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