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人事布局融入南北基因

改革谋局，人事先行。中国政治传统中，大凡触及要分配蛋糕，改变利益格局的改革，“用什么样的人”从来是一个先决条件。从两千年前商鞅改革，到明中期张居正改革，从清末洋务运动，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邓小平改革，皆是如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广东的深圳和上海的浦东作为两个试点特区，邓小平在深圳启用梁湘，在上海启用朱镕基，同样能也印证“改革谋局，人事先行”这一要义。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自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设立开始，到2018年习近平推行二次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中，先后涌现了上海浦东、海南以及河北雄安等多个改革政治高地。当习近平2012年上任伊始即进行延循邓小平的“新南巡”之后，中国政府正在试图让曾经的改革特区重唤生机，并不断开发新的改革高地。这种改革雄心，自然也就体现在人事安排上，中央政府如何选拔有魄力的改革人才去主政这些地方，能否从中再度涌现朱镕基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当下对于广东（深圳）、上海（浦东）、海南、河北（雄安）这四个改革高地当下的人事进行梳理，就有了现实意义。

雄安新区一周年后的变化。

作为京津冀大盘子中的一员，再加上“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建设等，曾经被称为“太子陪读”河北的人事布局与政策大背景紧密相关。截至目前，河北省围绕京津冀一体化布局的人事架构已经成型。经过梳理后，根据每个官员的从政经历现将他们分为以王东峰、陈刚为代表的打通京津冀一体化中梗阻的北方系官员，以许勤、赵一德为代表的南方系“改革派”官员。

观察人士分析，中共在河北班子安排上一般遵循着两个特点，其一借调天津、北京、山东等河北周边地方的“北方系”官员；其二调用在深圳、广东、浙江等地任职经历过改革的“南方系”官员。不过，这些调整布局的背后都是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整体改革规划，更具体而言，也是围绕雄安新区建设的后续调兵遣将。

河北常委基本盘领导层来自京津冀

目前河北省委党委，共有十四名常委。其中包括2名中央委员和4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省委书记王东峰和省长许勤，省委副书记赵一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田庚，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主任陈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焦彦龙。此外，省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梁惠玲也有中央纪委委员的党务身份。

近年以来，除戎装常委外的12人中，从异地调任河北的省委常委就有9位，包括省委书记王东峰，省长许勤，副省长陈刚，省纪委书记梁惠玲，唐山市委书记王浩等。除此之外，不是外省调入而是由本省提拔的省委常委有2人，包括2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辉、统战部部长高志立。

从仕途经历看，6人具有京津冀周边任职的从政经验，6人在南方经历过改革历练的官员。从年龄上来看，除了省委书记王东峰1958年8出生外，其余13名河北省委委党委均为“60后”，平均年龄56.2岁，相对年轻化。

分析表示，正是具备了年龄上的优势，这些或熟悉京津冀周边资源、或改革经验丰富的官员才更有魄力，有冲劲儿，在他们相对熟悉的领域，作出更多的成绩。

河北播出陈刚在雄安新区调研画面（图源：河北卫视视频截图）。

“北方系”打通京津冀一体化中阻梗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而在此前后，多名曾在河北周边的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任职的官员“被委以重任”调往河北。分析表示，这些官员具有京津冀周边任职经历，更为熟悉了解当地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谋划献策。

今年60岁的王东峰，仕途起步于家乡陕西，曾先后任陕西省渭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铜川市委书记；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

中共高层似乎早有安排，2013年4月王东峰“空降”天津，并且出任市委副书记，后出任天津市市长。四年后，王东峰再由天津调任河北，他上任后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雄安新区。

这名官员表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亲自谋划推动的历史性伟大工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这些言语中似乎可以推测中央对其调任的目的。

之所以把现任雄安新区一把手陈刚归为“北方系”，是因为他的仕途起步于北京。

今年53岁的陈刚是目前河北省级官僚中最年轻的一位。1990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博士毕业后，他在北京玻璃研究所工作10年，后由企入仕，在北京政坛逐渐晋升为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

2013年6月，陈刚由北京首次跨省交流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65后”省会城市一把手之一。陈刚在贵州任职期间，正值贵州大数据产业崛起的关键时期。分析认为“这很可能也是中央调陈刚到雄安出任要职的考虑之一。”

政治观察人士指，陈刚的学历、教育背景和在北京从政的经验均是出任雄安新区管理者职位的加分项。如何利用北京和周边的资源为雄安所用，陈刚似乎已经有了更加具体的构想。

有评论指，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过问下的国家级策略，而陈刚作为此项计划的具体的执行者，将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不过这也为陈未来的仕途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

王东峰、陈刚之外，现任河北副省长袁桐利也是“北方系”改革官员，他在雄安新区设立初期曾被任命临时党委书记。

现年57岁的袁桐利曾任天津市武清区委书记，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天津市委常委等职。值得一提的是，袁桐利曾在天津市下辖的中国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主政，具有丰富的特区管理经验。

去年年底调任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的王浩也是一位典型的改革派官员，1963年出生的王浩山东本土官员。王浩在主政淄博市期间，公开报道显示，他给淄博的除了发展思路的更新，更有创新思维和改革精神，他们在探索淄博转型路径的同时，也为城市注入了更多新活力。

以唐山为例，被认为是与石家庄齐名的河北两大省域中心城市，连续多年位列11个设区市GDP总量第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唐山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浩新职上任选择的调研地便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镇、河北经济发展扛旗手，以及英雄故乡。

观察中共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之所以就近安排，一是希望京津冀三个地方的管理者一体化，形成统一的思想，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破地域思维；二是因为他们对周边城市的了解有利于京津冀的合作发展，同时也为雄安新区的建设提供更好平台。

大陆最新消息显示，6月14日许勤（图）与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雄安新区举行了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图源：VCG）

“南方系”注入改革基因

相比于北京追求“政治性”和“现代化”，作为京津冀三地最落后的河北，在选人上就更加注重任用“改革派”。与雄安新区几乎同步调任的河北省长许勤，可以说南方系“改革派”官员的代表。上任后不到3天就开始赴雄安新区考察。显然，他所面对的最大政治任务是建立雄安新区。

现年56岁的许勤，曾在发改委工作20余年；2008年，被调往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深圳，担任深圳市长7年内，许勤让深圳的经济从危机重重的高速发展转为平稳发展，为深圳摆脱了作为特区如何继续发展的迷茫。

同时，缺乏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深圳，逼迫许勤走出了一条主要依托企业搞创新的发展思路。并将华大基因和光启研究院引到深圳，许勤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报道，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许勤在深圳的9 年实践，对于雄安新区来说可谓极其匹配的经验准备。这或许正是中共高层调许勤赴河北任职的重要考量之一。

与许勤一样，同样拥有改革经历的赵一德于今年3月份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65年2月生的赵一德是一名浙江官员，曾是浙江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轻者。据悉，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赵一德先后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温州市委副书记。

2008年赵一德任温州市长。彼时正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素有“中国民营经济风向标”之称的温州“乌云压顶”，一批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赵一德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搭档，平稳度过经济困难期。

背负“千年大计”标签的雄安新区的建设，当然非短期之功。外界普遍预期，调任南方系改革派官员，将能很好的应对新区建设中难以预料的各种困局，在雄安新区的建设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或许也正是这些改革派官员能在众多有特区发展经验的官员被选中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北方务实派官员的提前布局，还是南方系官员的“同步”调动，目前河北班子的架构恰恰已形成北方当地丰富经验和南方的改革派经验的结合。相信在围绕雄安新区建设的后续的调兵遣将中，这种“人事为政策服务”的特征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