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李大钊介绍，向孙中山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点建议，其中一点即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翌年5月，一直深受孙中山信赖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因主张“联省自治”而拒绝北伐，事情最终发展成为炮轰总统府的“六一六”政变。地方军人的恶劣行径，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创立一支完全听从革命召唤的“党军”。
1923年5月，苏联政府透露出愿意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孙中山建立一所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8月，孙中山派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筹建“孙逸仙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及党务。孙中山更倾向于莫斯科能够支持他的“西北军事计划”，最低限度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但苏联以“蒙古人怕中国人”为由婉言拒绝，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说：“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可开始军事行动，但不要由蒙古出击，而是在中国本土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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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苏联盘桓数月，一方面赞叹苏联红军“上下亲爱出于自然”，“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一方面又因“西北军事计划”的夭折，心中闷闷不乐，回国后深居奉化老家不出。权衡再三，孙中山打算先在广州成立“国民军军官学校”，此举得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鲍罗廷支持。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举行，正式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并将筹备中的军校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军校选址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因此俗称“黄埔军校”。
孙中山提名蒋介石、廖仲恺分别担任校长和党代表，有人不同意，请孙自兼校长，孙忿然说：“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早在1920年朱执信遇害后，孙中山就已认定“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坚信蒋介石可以担负重任，“将蔚为军官中之大器”，训练出“民国第一劲旅”。莫斯科显然赞同孙中山的决定，认为蒋介石有日本留学的资历，最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划分，蒋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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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即丢下一封辞职信不告而别。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出走，说起来比较复杂。
浅的层面，把持广东财政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极不配合，麾下军长范石生当众奚落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为了经费问题，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的烟床旁边去等杨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
深的层面，蒋介石对苏俄的看法不为孙中山等人重视，蒋提醒廖仲恺，不可太一厢情愿相信苏联，对于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依蒋的观察，苏俄没有诚意，俄国人的话顶多只有三分可信，“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最终目标确实要在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1922年8月和1923年1月的具体指示再明显不过，要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孙中山正在改组国民党的兴头上，黄埔军校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只好耐心劝蒋：“该委员长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国民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月29日又紧急致电蒋：“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支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经过多方撮合、规劝，蒋介石考虑再三，终于在4月21日重返广州。孙中山信任依旧，5月3日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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