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共青团十八大召开，中共中央七常委出席，再次引发外界对“团派”——这一中国政坛特殊现象的关注。
中共用反腐风暴整肃政坛乱象（图源：VCG）
自从中共2015年召开首次群团工作会议着手群团改革，共青团改革便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官媒报道中，毫不避讳习近平对共青团现状的不满，“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曾输出众多高官的共青团走入风口浪尖。
很快外界发现，伴随着共青团系统的改革，其在中共人事战略中的定位也在悄然转变。从胡耀邦时代开始，共青团长期是中共高级官员的输出地，被视为储备梯队。包括王兆国、胡锦涛、李克强、周强、胡春华、陆昊等人，均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走向地方党政大员，并在之后仕途顺遂。
而其他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大多从共青团系统调任地方担当要职，渐而在政坛形成为数不少的共青团系统出身官员群体，被称为“团派”。
但该趋势随着秦宜智从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戛然而止，向外界清晰传递出“团派”已今非昔比的信号。
不过这种政坛现象的流变却被一些观点解读为官场势力的崩解，其不合理处，已有论述。不可轻易用出身粗暴划定官员派别，之所以称为“团派”，不过是一种便利性质的群像式的描述，未必就意味着个体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或密织的利益网络。
而由此也延伸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政坛，是否真的有所谓“同门之谊”？
放到中国古代，类似现象是存在的。无论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门生”都是一个关键概念，随之而来，“同门之谊”也就理所应当。之于现在，某种程度上“同门之谊”仍然存在，不过要分情形讨论。
一种是良性的。如某一官员在某职位任上的下属日后相继高升，因相互有长期共事经验并熟识，大致可称为“同门”；再如有校友等宏观交集，各自在政坛有所建树，也可归于“同门”；像“团派”这样曾隶属于同一系统，日后开枝散叶，也属于“同门”之列，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航天系、军工系官员，都可列入其中。
上述“同门之谊”的良性在于，他们并非主动拉帮结派而是天然存在交集，这种天然的联系并不会促使官员相互输送利益，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既无需要也无必要。做一简单联想，同样是由航天系统走出，一者北上出任省委书记，一者南下履新省长，即便曾经存在交集，二人又有何利益可交换呢。
当然相较于良性互动，劣质的“同门之谊”也为数不少。如周永康培植的个人势力、山西官场的上下牵连、令计划搭建的“西山会”，均旨在利益输送，组成官场中的势力、桩脚，谋求不正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就超过一般互动，是在踩踏中共底线，遭到整肃也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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