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央广“中国之声”等大陆官媒纷纷开设专题或专栏，以“特别报道”的形式，梳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关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反思却鲜见于媒体与公共舆论，这并不是一种应然状态——无论对具体事件还是一段历史时期，保持反思才是最好的纪念。
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多地发生的所谓“敏感事件”都没有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图源：VCG）
或许，“在媒体与舆论端缺乏反思”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之一：在不少时政观察者看来，中共政权在舆论管控方面一直是短板，从改革开放至今，政府对舆论的管理方式并无多少进步，反而不断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尤其是在近些年互联网蓬勃发展、自媒体兴盛的背景下，大陆各地方政府在舆论管控方面越来越趋向于“一禁了之”。此前广东地区因暴雨引发漏电造成不止一起人员伤亡、多地工人罢工维权、镇江老兵维权、宁夏同心县拆除清真寺圆顶、南疆为防暴恐而采取的特殊维稳手段等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息，或者是在网络空间“一闪而过”，或者根本没有在媒体上出现。
如果说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的舆论生态还处于“官方与媒体不断博弈”的相对宽松状态，那么近几年来不断收紧的舆论场，让一些大陆资深媒体人不禁发出“官方已大获全胜”的感慨：“宣传官员现在只要打一声招呼就能左右媒体对一个新闻事件报道”。
虽然中共自建政之前就有了“政治家办报”的理念，但对于“喉舌”的定位，还包括“教化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可现阶段“一篇通稿、一个声音”的局面，显然让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多少发生了异化，大部分媒体也基本形成了“拿不准的内容干脆别碰”的条件反射。
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在互联网这样的公共空间，自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法》等法规实施以来，自媒体已经历多轮打压，一方面网民已经不敢再过度传播“敏感”话题，另一方面新浪、知乎等社交平台也加强了自我审查，一旦有敏感或“可能变的敏感”的话题出现，就会立刻进行删帖。
有评论指出，由最高层直接指示的舆论管制事件，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当前中国大陆的一片噤声，大多都是各类相关部门所为。至于力度渐强，恐也是各级官僚层层加码的结果。
对舆论空间进行如此的“密集防守”，那么，舆论管理部门究竟在怕什么？
来自体制内的声音认为，各级舆论管理机构首先害怕的是“影响政绩”。中共目前的政绩升迁体系加上多年来形成的官场政治环境，最终导致作为宣传机器的官方媒体，在不知不觉中置换了自己的受众：生产的内容不是直接服务于老百姓，而是要“给领导看”。
简要的说，就是基层官僚利用媒体把政绩做给地方首长看，而地方首长则是把部下的政绩作为自己政绩的一部分再通过媒体“秀给”更高层级的领导，为自己的升迁赢取砝码。
能作为砝码的当然是“成绩”，且只能是“成绩”。在这种风气之下，舆论管理部门对于需要改善的社会问题、揭发社会不公等报道与言论的容忍度自然不会高，“以至于现在有的地方，官方连城里丢个井盖都会感到这是负面新闻，影响‘形象’而异常紧张，严令媒体禁声”。
此中的逻辑是，“只要不让党委政府形象受损，尤其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形象受损，民众利益受损又有何妨”。
但这样的管理思路已经远远达不到习近平所要求的“新型政绩观”。按照大陆官媒自己的分析，习近平从2007年开始谈及“政绩观”，一直到2018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把“人民的利益”和“执政”统一起来，尤其是“不唯数字，不谄媚上级”。事实上即使没有相关的论述，也存在一个基本的常识：对舆论的引导绝不意味着为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或领导“抬轿子”。
大陆一些执政部门将舆论看作是维护与获取部门利益的工具，忽略了舆论本应具有的监督功能（图源：Reuters）
除去政绩压力，有分析认为媒体管理部门之所以严管舆论，还在于“怕麻烦”。“负面新闻”曝出后，必然要有说明和回应，然后伴以调查、处理的全过程，都需要和舆论进行互动。然而说的多，出错的几率也会变高，出于对部门利益的算计，低调报道，或者直接要求媒体“不报道、不评论、不炒作”，在网上把相关话题的帖子删干净，这样做最符合方便工作、减少干扰的原则。
可问题是，这种方便自身的做法，恰恰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甚至鸦片战争，即便是狭义上的现代化，从1949年至今也马上有70个年头。可大陆的各级官员似乎还是未能足够认识到，“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元”。
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有目共睹，加上以自由、碎片、多元为生命力的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社会认识全方位转换，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范式转移，民众对于自身的身份认知、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全新追求，这种改变，让具体执政的每一层级的官员都必须要对自己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进行更新升级，否则就会与时代脱节，与“第五个现代化”的要求脱节。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曾在一个多月前公开呼吁“恳请不要再干涉、指挥媒体”，各级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应当习惯在媒体的监督下工作，“受到媒体的一点所谓干扰，那是在现代社会开展工作应当付出的成本”，“媒体跟党走，但它们应当是围绕党周围的能征善战的精兵强将”。
可见无论是哪一种“怕”，实际是执政理念与执政方法出了问题，不仅“怕”的没道理，更是“怕”的陈腐守旧、不思进取。更为致命的是，在社会观感中，频繁、广泛、密集的使出舆论管控手段，“虽则出自于各地的具体部门，甚至可能是某些个人的情绪化作为，层级也可能非常低，但它们最终会在社会的反馈中归于最高层，归于中共中央，造成蚁穴溃堤的危机。”
说到底，舆论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开始趋于沉默，关键在于大陆的舆论管理部门依然在遵循改革开放前的专政思维，习惯于将笔杆子当枪杆子用（无意或刻意忽略了舆论的其他功能），将新闻舆论扭曲为政治宣教的单一平台，无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甚至在错误理解维稳意义的情况下，对一些不同声音采取简单粗暴的专政手段，既削弱了舆论应有的监督和疏解人民情绪的功能，又混淆了社会对中共应有的认识，特别是违背了习近平从2013年开始就多次提到的“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给人以“消灭人民性（舆论）就是维护党性”的观感，或许缓慢、但却深入地削弱了中共中央的权威。
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节点，中共强调“改革开放”仍然是进行时，而且要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实际是两个词，“改革”需要不断深化，“开放”则不仅是对外，也包括执政党内部的心态与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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