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中，中国民众和政府一起展现了一个庞大民族和国家，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为了纪念这场深刻改变国家命运和影响世界的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共着手准备了各种形式的盛大纪念活动。
但是就如评论梳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企业兴衰的书籍《大败局》中所说，“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只不过最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也值得深思。” 商场如此，官场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
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辉煌，后来者如何从前人的“败局”中提取失败的教训，从反思中汲取继续改革的力量，并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如给中国政治带来宽柔之风、但失之于宽的胡耀邦；如搭建了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但在政治上过于“理想化”而脱离中国现实的赵紫阳；如勇于试错，但却完全忽视制度和规则的第一任深圳市市长梁湘，又如对于上海经济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却违规操作社保资金入市的陈良宇；还有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领域春风化雨，却脱离经济基础看政治变迁的胡启立；曾公开“呼唤阳光政治”，提出 “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方针、却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朱厚泽……这些人都是改革年代“失败官员”的典范，但他们的经验，同样也为今天中国改革的推进者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
失之于宽 赵紫阳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启示
赵紫阳，这位曾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官员，作为1979年后“邓胡赵”三驾马车的核心成员，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打击贪污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
胡耀邦生前，许多人都认为他体现着共产党较为宽宏大量的一面，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 （图源：AFP）
赵紫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图源：AFP）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
作为“失意改革者”的典型代表，赵紫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他展现了灵活的、在意识形态的樊篱间绕行的本领，同时，他也善于把握战局与时机，利用自由派与保守派砥砺所挤出的一个狭小的通道，迅速地将改革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境地。可以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基础政策，是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制定出来的。因此当中国人在回顾中国改革四十周年时，不能忽视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初期“搭梁建柱”中所起到的作用。
与赵紫阳类似，胡耀邦的下台和去世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动荡和思潮解放的导火索。胡耀邦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在思想上的解放，他给文革后依然肃杀的社会气氛带来了一丝温度和宽容，这种放松的气氛成为今天很多人怀念早期改革开放的原因。我们要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胡耀邦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当然，最后让他被“罢黜”的原因也是这种“失之于宽”。就如胡耀邦的“西藏六条”至今争议仍在，甚至被认为是造成中国民族分裂的根源之一。
不过，无论是赵紫阳，还是胡耀邦，他们作为改革大潮中“失意官员”的典型，其败局也在于在冲击制度和习俗时马前失蹄。他们在模糊制度的藩篱中，前突后冲，左支右绌，其背后跳动的是中国改革年代的脉搏和一个古老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观念变迁。
成于试错败于试错的梁湘和陈良宇
不仅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还涌现了一批勇于试错，在没有前车之鉴的摸索中闯出新路，却最终“成也试错，败也试错”，于一马当先之后一脚踏空的悲壮官员。最典型的官员是深圳特区第二任市委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粱湘。
1988年8月28日，海南建省挂牌仪式上的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右一鼓掌者）（图源：VCG）
1980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已经62岁的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被调任深圳第一书记和市长。
1981年到1986年，五年间梁湘顶着一顶顶“卖国”“走资派”等政治“大帽子”，雷厉风行推行物价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诞生。但天有不测风云，在各种非议中，粱湘先后被免去深圳市长和市委书记两个职位。
1988年4月，年逾古稀的梁湘再次出山，担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又一次闯入一片是非之地。一半年之后的1989年7月，梁湘奉召入京汇，岂料翌晨就被隔离审查。
1989年9月14日，中国监察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梁湘“以权谋私”，省长职务被撤。但是坊间却有消息称粱湘落马是因为同情六四学生并让海南海关放走了化名的赵紫阳儿子。
抛开私德不谈，在仕途上和粱湘类似的另外一名官员是因为养老金入市而落马的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
落马后，陈良宇在官方纪录片中出现坦言自己在亲属和下属的管理教育上存在问题，并承认自己生活作风不够检点（图源：VCG）
2006年9月，中共中央以“挪用上海社保基金投资”的名义，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并立案检查；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被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下同）。
同粱湘类似，陈良宇的经济才能为其在上海政坛赢得了比较普遍的拥护和声誉。但是他将上海社保基金转交商人，意图通过投资抵偿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与当时的中国法律政策相抵触，这是陈良宇落马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该案的争议之处在于，在陈良宇被免职后，中国开启了养老金入市的探索，可见陈良宇的做法不是违背了当时的官方法规，没有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则。
所以，粱湘和陈良宇成为两个极具争议性的落马官员。至今，不仅深圳市民怀念粱湘，也有许多上海市民为陈良宇抱不平，甚至一直有所谓“沪人治沪”、“上海自治”的主张。他们二人所不同的是在私德方面，在坊间评价中，粱湘落马事关六四，私德并未有亏，而关于陈良宇却有以权谋私和权色交易之说。
在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缺乏体制约束和法律条文的政治现实，以及粗放的治理思路，让梁湘和陈良宇这样的个性官员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脱颖而出。但是无视规矩和政治红线也让勇于试错的他们一马当先之后一脚踏空。
理想有余经验不足 “团派”胡启立脱离现实看政治
身背改革派标签且走到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胡启立，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不仅让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风雨飘摇，也让胡启立这样的官员经历官场跌宕起伏。
1929年10月出生的胡启立是典型的团派官员。他曾被称为“北大才子”，大学毕业后留校出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作为共青团系统的官员，胡启立当时受到时任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的青睐，后来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61年，在胡耀邦的推荐下，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破格增选胡启立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文革中，因为毛泽东对共青团中央的不满，胡启立随着当时的团派官员胡耀邦、胡克实等人一起被撤职下放，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1977年，胡启立被调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一年后又回到共青团中央担任书记处书记。1980年，随着胡耀邦接任中共总书记，被胡耀邦赏识的胡启立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2015年10月15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第九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揭晓，时任基金会的胡启立主席为获奖人员颁奖（图源：VCG）
1982年，胡启立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进入中共领导层。1985年，中共一批元老退休，胡启立、田纪云、乔石、李鹏等“新秀”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启立成为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分管宣传。当时外界普遍认为，邓小平有意栽培胡启立为中共的第三代接班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学生十分广泛的追悼活动并转为反腐游行。当时负责宣传的胡启立并未对当时中国舆论环境进行严格管控，所以游行学生的诉求能够通过报纸，通过电台，通过电视，及时的传向中国政府、传向世界。胡启立的想法虽好，事态并未按照胡启立的设想去发展。反而是随着学生声音的扩大，很多大城市出现了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
1989年5月初学生与中国政府陷入僵持。当年5月17日，邓小平提出北京实施戒严，胡启立跟随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持反对意见。1989年6月24日，随着赵紫阳的撤职，胡启立被免职，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后在1991年被安排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复出工作，担任排名最后的副部长。
纵览胡启立在中共政坛的起伏，不能不承认他的改革情怀，他一直是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支持者，甚至是邓小平想着重培养的中共第三代接班人，最终因为一个六四事件让自己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大转折。是命运的无常么？也不尽然。团派出身的胡启立理想足够却经验不足，不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以及地方政绩的缺乏，让他在中共的政治风波中无法用政治家的眼光去审时度势。一切时代的偶然中，如果抽丝剥茧，都不难发现个人因素导致的必然。
宽容宽厚宽松 朱厚泽“三宽”思想启迪当下
从1985年7月到1987年2月，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为“短命”的一任宣传部长，但或许也是最让人难忘的一个，其对宣传工作的“三宽思想”，之于今天的中共宣传系统仍有启迪意义。
在中共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但是“三宽部长”成为他的代称而流传于世（图源：VCG）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1949年3月加入中共。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直到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贵州主政期间，其学者型特点及对地区发展的独特见解，引起中共高层特别是总书记胡耀邦的赞赏。1985年中，为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率先在领导班子中进行新老交替，以为表率，乔石、尉健行和朱厚泽被选中，分别接任政法委书记、中组部部长与中宣部部长。
新官上任的朱厚泽，并未大张旗鼓点起“三把火”，而是转为低调调研后，在1986年春季开始提出“宽容”，“宽厚”和“宽松”的“三宽”政策，“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 朱厚泽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尝试，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启迪性、开创性、变革性的新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期间提出的唯一主张。
1986年，中共政治形势诡谲，高层在改革议题上的主张分歧很大。 1986年10月下旬，中国爆发全国范围内的学潮，要求中共实行自下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胡耀邦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辞职。1987年1月，朱厚泽因为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政治立场被免职。
在被宣布免职的会上，朱厚泽有一个简短讲话，“我来中宣部工作一年半时间。来的时候，我就提出自己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按照中央的决定来了。现在仍按照中央的决定，接受新的任命。来的时候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走的时候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的意愿。” 虽简短却精彩。
19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过去40年间，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难得一见的“小阳春”，这其中不能忽视朱厚泽的作用，特别是他的“三宽”思想，虽然在当时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之下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其想法无疑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宣传管理策略，这同之后中共宣扬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实际上有着相似的立场和态度。
回过头看，曾经“不合时宜”的三宽思想，放到现在也许是中共宣传系统更应拿来讨论、研究的。 因为目前的中共宣传统仍不能真正“解放思想”，对中国社会面对各种舆论乱流的消化和辨别能力不够自信，仍旧以为封堵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就如现在近期，中共宣传系统重点宣传和弘扬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避谈成绩背后的坎坷、错误和问题。甚至为了在改革开放40周年营造出更加和谐的表象，仍然管控正常新闻的报道，如从近期广东大雨电死人不让报、今年上半年几百起群体性事件（卡车司机罢工事件、镇江退伍军人维权集会，都是网络论坛贴出才被曝光）。须知，这样不但不能如官方所愿“统一思想”，反而可能导致走向极端，乃至道路以目。就如朱厚泽曾说，“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而要容纳多元，则再看“三宽”，其闪光之处就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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