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2018浦江医药健康产融创新发展峰会”在上海召开。“创新”是这场会议的主基调。
一个母庸质疑的事实是，中国创新药的浪潮已经掀起。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吴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好比我们已经在世界杯上看到中国国足的身影，下一步考虑如何进前五强、前三强？”但吴淳认为，中国创新药的破局显然比这个要简单很多。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快速理顺现有的政策、体制、资金、人才等的羁绊，冲到第一梯队并使创新薪火相传，是现下整个产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1中国创新现状
在谈中国医药创新的瓶颈之前，先用数据来对中国目前创新现状做一个全景扫描。
“中国正在赶超世界一流国家的研发水平。”吴淳的一组数据显示，从全部行业来看，2016年美国全部累计研发支出8.0万亿美元，中国3.2万亿美元，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美国。而其实在应用研究上，2018年中国投入已经超过美国：中国4300亿美元，美国3130亿美元。过去5年，中国一类新药申报数量、新批准临床试验数量、创新要上市数量都快速增长。
图：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吴淳
但当前研发仍以快速跟进为主，突破性创新相对缺乏。在不完全统计的本土企业领先药企全部257个项目中，新靶点（first-in-class）项目仅3个，成熟靶点（Me-too/Me batter）有254个。夏尔巴投资管理合伙人、H50理事蔡大庆表示，从创新药分布来看，中国NCE（突破性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数量依然为零。
图：夏尔巴投资管理合伙人、H50理事蔡大庆
热门领域的扎堆研发现象显著。本土企业近半研发管线针对肿瘤领域，并密集布局数个热门靶点。数据显示，跨国药企研发管线中30%在肿瘤领域，本土企业中则48%在肿瘤领域，VEGF/HER2/PD1/PDL1热门靶点多达一半。
再者，临床研究需求激增，但供给端能力薄弱。由于院内临床试验机构得不到院方和医生重视的历史原因，中国800余家临床试验机构中仅1/4可以进行BE和一期临床，可同时满足中美双申报的不足10家。
蔡大庆从资本方的角度思考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中的定位。他的总结是：“客观来看，虽然中国近几年进步很快，风险投资开始处境投新技术、新领域，但总体来看仍然是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在全球中所占比例仍然较小。且比起世界迅猛的创新趋势，中国需要加大努力。”
在国内，近年来中国在创新药方面的风险投资机构逐渐增加，投资案例、标的选择范围、投资质量也在提高，但与美国相比，无论是政府投入、企业投入、风险投资体量，中国创新药都远远小于美国。且整体投资仍然缺乏专业性，目光相对短视。
蔡大庆举例道：即使是出境投资也能看出中国投资基金与美国美国基金的不同。现在来看，华裔投资人看中的项目多数是一两年之内能够看到结果的项目，而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瞄准的是海外最新的公司。因此诞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美国也远高于中国。
除了风险投资基金，企业自身对研发的投入也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另一组数据显示，
全球Top5领先药企辉瑞、罗氏、强生、赛诺菲、默沙东2017年医药研发投入资金440亿美元，而中国恒瑞、石药、复星、上药、海正5大药企投入仅7亿美元。全球BiotechTop5赛尔基因、吉利德、艾伯维、百健、福泰制药投入金额39亿美元，中国百济神州、贝达、信达、歌礼、再鼎投入金额4亿美元。差距很大。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对标美国纳斯达克，中国公开市场融资体量也有很大提升空间。数据显示，纳斯达克上市医药公司247家，总市值1.2万亿美元，其中73%的上市公司尚未盈利。中国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之后，创新生物科技企业融资渠道增加。6月29日当天，信达生物、盟科医药发布招股书，生物医药企业赴港上市潮开始出现。
2如何突破创新瓶颈？
如何突破目前的创新瓶颈？吴淳表示，这不是企业自身的话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问题。
医药创新需要六大推动力，政策、人才、资金、生态、商业环境和创业文化。
从政策来说，中国可以借鉴美国FDA采纳真实世界数据用于审批的做法。以往采取传统四期随机临床对照试验证明药物安全性的速度太慢，而采取真实世界大数据模式，通过快速循环分析法、基于多个支付方数据库网络的方案，可以将时间从60个月压缩至6个月，资金成本降低95%。这也是FDA批准的可推广的模式。
而此模式不仅要求临床设计与CRO完美配合，还牵涉到平台数据的可利用性以及算法、运算能力、AI技术的支持。前者需要政策放开口子，后者需要行业人才培养。
人才方面，吴淳认为两个方面可以促进创新梯队的建立。其一是培养研发领军人才，其二是培养BD骨干团队和科研技术团队。
最后是资金。“创新是人做出来的，也是钱堆出来的，尤其是基础研究”，吴淳表示。新靶点、颠覆性的治疗方式一定是依赖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美国2014年基础研究投入资金量为48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00亿美元。“基础研究不加强，我们将一直受制于人，没有新靶点发现、没有基础机理的发现，也没有创新模式治疗方式的突破，那我们就走不出仿制的步骤。”吴淳在会场上引用陈凯先院士的话说。
而加强基础研究不仅需要资金，其商业转化也需要“政-产-学-研-资”联动。在这方面，美国波士顿生物医药集群可以诠释生物科技创新生态成功案例，也是中国学习和跟随的方向。
来自波士顿咨询的一组数据显示，在波士顿生物医药集群地，以哈佛、麻省理工为首的顶级名校聚集于此，提供技术创新、人才资源，这里有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约6500个；近1000家生物科技企业带来创新动力和最前沿的转化成果；超过2000家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和45000名医药研发工作人员提供成果转化的平台和机制；24家临床医疗机构在此，部分医院内设专门的临床研究设施可以承接临床一期至三期项目，与医院共享设备、实验室和医护人员。在这里，大量科研和产业基金热钱投入，2016年风投总投资额超过30亿美元，政府科研经费超过20亿美元。
如何打造这样的产学研转化平台和创新基地？中国已经有很好的尝试。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是其中之一。而中国本土企业也在利用自身影响力打造这样的平台。在会上，上海医药集团副总裁刘彦君介绍上海医药如何推进平台建设来加速创新转化。
图：上海医药集团副总裁刘彦君
刘彦君介绍，上海医药依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围绕治疗性抗体、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及微生态制剂四个方向，建设创新孵化、临床中心和中试产业化三大平台。
上海医药希望大专院校、小型公司或大型公司的早期研发都能放在创新孵化平台合作研发，同时也会联合上海市卫计委、上海主要医院建设上海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打造高水平临床研究基地。中试产业化平台坐落张江，将围绕溶瘤病毒、细胞治疗、抗体三个方向的产品中试产业化需求进行建设。
“我们希望借助基金力量，加大早期投入，通过各个方面通力协作，一起缩小中国生物医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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