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大陆高校言论管制事件再度引发舆论关注。综合媒体及网络消息称，福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71岁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因遭学生举报在上课时发表过激政治言论，嘉庚学院决定解雇尤盛东。过百名学生联署反对学校解约，要求校方重新聘任尤盛东。
尤盛东自1981年开始教书生涯，2011年开始于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教学。他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主讲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学，他在堂上发表政治意见后，遭学生举报，学校最终决定撤销其职务。尤盛东证实遭学校解雇，理由是偏激言论，但校方没具体指明尤说了什么偏激言论。尤盛东表示，自己一辈子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问“为什么到晚年要开始说假话”，斥昧着良心讲课是罪孽。
这并非中国高校言论管制的首次事件，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头版公告并在4版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文章称，在这次策划推出之前，报社采编在省内外几大高校中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听了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最后得出结论，“呲必中国”的现象在高校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随后在舆论场上极为活跃的“国平”发表评论，称“问题令人震惊，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上、社会上诬蔑辱骂祖国等负面情绪的一个源头”。此外，中国一些高校宣传系统也都站出来表态。与此同时，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因不当言论被拘留，后被学校取保候审。但今后不能再讲宪法课，不能再带宪法课程。
2014年《辽宁日报》刊发《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警惕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图源：Reuters）
同样在2014年，中国教育部在京举办直属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专题研讨班，报道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深入研讨”。在陆媒的报道中，直接以《教育部：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予以了显示。
该年10月15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强调注意高校意识形态。中办印发文件，指导高校工作，强调意识形态，此前极为罕见。说明在中央层面，曾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过指示，或在某个会议上做过专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4月，中办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被称“9号文件”。5月，教育部、中组部及中宣部联合印发了一份呼吁加强对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随后整个2013年5月，政府新闻显示，各地方政府都在学习这份并没有被中央通报的“9号文件”。
同样在5月，当时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法律学者张雪忠在新浪微博上爆出学校教师被口头通知了七个在教学中要避开的话题，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这次通知的内容很快便被称为“七不讲”，随后张雪忠的新浪微博账户被删，其本人更是被大学禁止教课。有关“七不讲”的消息传出后，一度引起大陆热议，随后与意识形态和舆论管理的一系列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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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月初，党刊《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标题下刊发了三份分别由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发布的声明。“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推波助澜，”北大声明写道，“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想共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声明保证要提升学生对“不良信息”的“免疫力”，并称师生对待政治问题“要立场坚定”。
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是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承载着对于时代和国家的责任。中共建政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度的过程中，开始将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放到了需要被“改造”、“利用”的立场上从而酿成反右的悲剧，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造成一道至今难以弥合的历史裂痕。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更是达到极致，严重挫伤了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的信誉。尽管邓小平某种程度弥合了这种创伤，但今天中共和知识分子之间仍然存在裂痕。基于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的差异，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偏激的表达十分正常，但是不少官僚过度反应，不把知识分子当成“自己人”看，时刻提防，甚至污名化为“敌对势力”，难言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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