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1976年10月8日深夜，上海巨鹿路845弄一号一座花园洋房的二楼还有人在挑灯夜战。这里先要叙述一下这座洋房有些颇不平凡的经历。解放前它是荣毅仁家族的一个公馆。六十年代初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在地。
外电传来惊天动地消息
文革中该单位被解散，全体人员被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整栋房子被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霸占，同仅有一墙之隔的“空四军招待所”打通，成为他的住所和策划政变的据点。而林立果的卧室就在二楼。著名的“571工程纪要”也在这里拟定，这所房子的照片还因此上了中央文件。
林彪集团覆灭后，当时的上海“市革会”把它收回后交给一个叫做“国际组”的单位。这是1972年为因应尼克松访华恢复部分国际问题研究而成立的小单位，属上海市革会外事组领导。那天晚上，组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从外电中紧张地收听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四人帮”在北京被抓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文革及之前的数十年内，民众是不允许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否则将以“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论处，送监判刑。但“国际组”属于特例，在当时的“市革会”指示下配置了一台国产军用收信机和几台日本“索尼”短波收音机，安排专人值班每天全天候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新闻，经录音后翻译整理于次日凌晨印成《外电消息》，送交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革会的头头和各组、办的负责人参阅，让他们了解一天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些信息不仅比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和“大参考”要快一至两天的时间，而且是有闻必报，没有禁忌，因为它的发行范围极小。当时我担任“国际组”（文革后又恢复成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组副组长，负责外电消息的编辑和审核。一天下午，值班员突然告诉我，从外电中听到江青等人在北京被抓。我立即向“国际组”领导陈启懋同志报告。
这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一点预兆，不知是真是假，是否要马上上报市里的领导人，我们感到很犹豫。万一这是谣言，我们都将受到严厉处分。于是我亲自来到机房反复收听和比对，发现“美国之音”、BBC,日本的NHK等台都有报道，不象是捏造。
接着听到了更多的细节，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在北京被解放军带走隔离审查。外电还说，在京的外国记者到外交部去查询，回答是耐人寻味的No Comment。还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说：“我将记下你的问题，向上司报告。”
同时，我们查阅了这两天国内的报纸，都没有四人帮露面的报道。至此，我们相信这是确实的消息，立即作为绝密情况上报。由于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严加保密，相当一段时间内全国人民都还不知晓。我们成为上海除“四人帮”余党外最早获悉这一消息的。后来我们得知，“四人帮”是10月6日在北京被逮捕的。
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在当天被召到北京，其他成员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市委常委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只知北京出事但不知具体真相。直到10月8日他们通过在北京的一个亲信才得知真情。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却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探听到消息并于10月8日播出。但上海市委常委以下的干部包括我们的上司外事组的头头都还蒙在鼓里，见到我们送上去的简报都感到如雷轰顶，反复来电要求继续监听了解更多详情随时上报。黑云压城
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所谓“一月革命”的发源地。1967年1月5日，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策划和江青支持下，夺取了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力，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所谓的“一月风暴”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各省、市、自治区及以下的政权组织全部瘫痪，由造反派执掌大权。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上海的绝大多数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批斗、打倒，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改造。
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先后分别被发配到各地农村（最远的到黑龙江）、矿山、大、小三线去，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更令人悲愤的是我们研究所的老所长、德高望重的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四人帮统治上海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除了控制了全市的报刊、广播、出版等舆论阵地外，还成立一个“写作组”，直接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加等人指挥，发动多次理论战线上的“大批判”运动，抛出大量极左文章，流传全国，影响极坏，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理论上的准备。
当然，四人帮也意识到，虽然他们权倾一时，国家的很多重要权力并不完全在他们手里。特别是两个要害部门，他们还没有能掌握。这就是分别由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掌管的外交和军事系统。于是，他们以上海为基地精心策划，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培养亲信，一旦时机成熟就派到北京去夺权。当时我们有幸见证了其中一些事件。
先说说所谓的“工人大使”事件，这是四人帮企图夺取外交大权的尝试，是上海文革中一场小小的闹剧。70年代初期，我们就经常听北京来的同行说起，周总理主持的外事工作经常受到四人帮的干扰，曾发生多起事件，矛头都是针对周总理的。这时张春桥就加紧在上海进行染指外交部门的准备工作。他对上海的亲信发布指示说，要参照20年代苏俄从工人中培养大使和外交人员的经验，在上海产业工人中挑选一批人到学校去突击学外语和有关的国际知识，将来派到北京外交部去“碜砂子，”伺机夺取外交大权。
于是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在1975年从工厂选拔了一批工人，送到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培训半年。令他们深感意外的是，当这批人结业后准备分配到北京时，外交部竟拒绝接受，连一个也不要，于是只能“外转内销，”统统留在上海就地分配到上海外事部门担任中级领导。我们这个外事组下辖的小单位也派来四人，分别担任支部副书记和各组正组长。
四人帮深知他们在军队中没有根基，就在上海组织建立“第二武装”，成立了民兵指挥部，总部就设在南京西路原市政府外事处大楼。文革后期，四人帮知道北京高层斗争激烈，随时有可能摊牌，于是抓紧扩大上海的民兵队伍，不仅从工厂抽调更多工人扩充编制，而且配备包括重武器在内的各种最新式装备。后来的揭发说明，当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获知四人帮于10月6日被捕后，曾经策划动用民兵进行武装叛乱，并且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向中央报告情况
在四人帮的高压黑暗统治下，多数上海人民对极左路线深感厌恶，用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向往黎明的早日到来。我们单位是在文革中临时组建的，共有四、五十位研究人员，除少数所谓的“工人大使”外，绝大多数都很正直，是非分明，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周总理逝世后，在单位负责人陈启懋同志倡导下我们自发地举行了追思会，不少人含泪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有的。此外，由于我们在工作上和北京联系较多，经常在私下传播和议论一些不利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市里有关部门得知后十分震怒，下令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幸好同志们用各种办法搪塞了过去，没有人因此受到迫害。10月8日我们从外电中收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后莫不手舞足蹈，大家奔走相告自己的亲朋好友。
在上海，还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听到这个传闻后非常关心和兴奋。他们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到我们这里来打听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过了几天，10月13日，据说中央成立了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准备来接管上海。但这时上海仍在四人帮余党的控制之下，暗中抵抗中央的决定，并伺机反扑。我们单位的研究人员都十分忧心，考虑如何尽自己微薄的努力来促使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及早垮台。
首先，我们在编发的《外电消息》中扩大报道四人帮被粉碎的详情和国外的评论，打消上海余党们的幻想和瓦解他们对抗中央的意志。就在这时传出消息说，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准备策动上海的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我们单位的一个“工人大使”（支部副书记）竟然表示要支持和参与。我和办公室同事们感到事态严重，应该有所表示和行动。
我的办公室年轻同事小王为人耿直，是非分明，敢做敢为。他立即拿起电话，要我帮助接通北京中央办公厅，报告这一紧急情况。电话很快接通，中办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视，首先问我们是否用普通的电话通话。我们答是。为防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窃听，对方要我们立即换“红机子”（保密电话）打。我们说办公室里没有“红机子，”只能通过长途电话局的普通线路。中办的同志在电话中把我们汇报的内容逐字记下，表示我们反映的情况极为重要，并说中央即将派工作组来上海，要我们保管好单位的财产和各种文件档案，防止四人帮余党的破坏。
此时的上海已经充满了火药味，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后来我们了解到，苏振华同志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说：“四人帮虽然已被拘捕，但他们的影响还在，他们的思想还蒙蔽着很多人，特别是上海这个地方，他们经营了十年之久，现在党政大权还掌握在他们的余党手里。据可靠的情报，这伙人在上海目前正蠢蠢欲动，妄图进行武装对抗。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十分紧迫，所以中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去上海，迅速从“四人帮”余党手中将党政大权夺回来”。这里所说的“可靠情报”，我想大概包括我们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的情况在内。
这时尽管报纸仍然还没有公开报道，上海市民从不同渠道得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大家欢呼雀跃，数百万人自发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游行庆祝，持续了好几天。十年的压抑、屈辱、绝望之情为之一扫。群众脸上露出真诚的舒畅和喜悦之情，不仅是文革以来、可能也是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一幕使我终生难忘。
中央的多次警告，以及上海数百万人民群众热情拥护粉碎四人帮，终使这些余党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武装叛乱。10月19日，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终于来到上海，接管了上海的领导权，开始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犯下的罪行。我们外事系统则由外交部来的工作组接管。之后，陈启懋同志（文革结束后被任命为恢复重建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告诉我，工作组表扬了我们办公室的小王率先向中央报告武装叛乱阴谋的事迹。
穿越时光隧道，回首这段往事，一方面，我为能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中有所参与感到荣幸；另一方面我又无限感慨：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社会的精神面貌究竟改善了多少？当年人民群众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国忧”的激情今又安在？我们是否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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