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

壹、当代民运的真实的现状

我们祖辈开创的中华民国在内乱外患中顽强形成民主的国统、法统，这是当代中国大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民国的继承传统又融合西方文化而开来的现代中华文化更是当代中国（特别是大陆）可以仰望而难以接续的。就大陆及海外民运而言，如果从1970年代末讲起到现在已经近四十年了，尽管有过较大规模的天安门学运，但是仅仅得到屡败屡战的渐渐发展，与祖辈的宪政成就相比还谈不上有什么大成就。而且民运和公知的现状一直令人担忧：如力量涣散，思想和纲领停留于旧时代或者模仿英美民主化史及思想的低级阶段。如照搬洋自由主义和“学步”英国渐进改革的民主化模式。面对强大的中共和泡沫似的“大国崛起”，改良主义泛滥，“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的渐进改革的民主化的迷思盛行（这源自洋教条但在中共国毫无可行性）。这样的现状必然使中国民主化前途遥遥无期。相比之下，民国祖辈们深受中华文化熏陶且吸取西方民主制度及文化，有深厚的本土根源和社会基础，尽管在内乱外患和国人大多文盲贫穷的劣境下，仍然顽强地缔造出革命民主建国的精神，缔造出三民主义，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开国、国民革命、抗战建国和制宪行宪的伟大政治硕果。今天，我们祖辈缔造的民国开国立国的理念和“四七宪法”是绕不过去的大传统和“民主高峰”，值得今人必然要继承的，然后才能开来。

省思这几十年来大陆经济崛起，中产阶级成长壮大，教育普及且又处于网络时代，民主观念传播渐广等等，但是大陆民运有如此比祖辈好得多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还是陷于艰困，海外民运则处于老化和衰落。回顾祖辈在严重的内乱外患等大劣势下，革命开创民国，缔造民主国统、法统，构建现代中华文化，创造工业高速增长如“黄金十年”（ ）等等。与这祖辈的中国比较一下，当代中国大陆及海外的民运和公知实在是需要大反省、大进步和大提升。

贰、当代不少民运人和公知难以担当民主化使命的原因

当代民运和公知是在中共铁幕统治下生活过的，处于被中共全面割断了民主革命传统和宪政国统、文化道统的环境里，因此不少人的思想首先就有了无本无根的巨大缺陷性。再者当代不少民运和公知的思想基础和背景，一是受中共暴政及倒行逆施的刺激和接受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但不了解民国的民主大传统，这是不少民运和公知的思想及时代的限定；二是处在中共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历史背景下的，这刺激了改良主义的想象。三、当代民运和公知饱受到镇压或压迫，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很多人畏惧迷茫，这反过来又极大增强了改良主义的幻觉。这多重的基础和背景以及痛失大传统的无根性，导致了当代不少民运人和公知只能模仿英美自由主义和所谓英式渐进改良的民主化路径。也就是说他们思想上严重缺失革命和宪政建国的大传统及其精神，而步入改良主义歧途和西化反中华化思维。所以不少民运人和公知始终停留于1979民主墙和1989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的反应上，进一步讲，大陆及海外的民运和公知的思想纲领和行为实际还处在对于1979、1989的两次民运学运的回声和接续的状态上，纵然有批判中共之深刻，但是至多徒有几句激动的革命口号，始终提不出祖辈的民主革命和宪政国统那样的国家纲领和系统的政治主张。没有这样的“头脑”和宣示，就没办法吸引中产阶级的进步人群和知识分子，更难扩大群众影响力，自身也毫无办法构成有生命力的群体。人们会问：你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民主化吗？这民主化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呢？能使中国最终完全崛起而避免苏俄东欧民主化的“弯路”吗？等等。所以当代民运和公知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有传统根基的、有深度理论政纲的、有本土性革命性的、能凝聚人心动员社会的力量。因为如此，所以大陆民运和公知陷于艰困，海外民运陷于老化和低迷。

叁、何去何从的抉择

习近平执政以来，加强了极权主义统治，十九大之后大搞个人集权且打破任期制。其统治阶层大多是红色后代（包括官后代）且经历过文革。可以预计如果还有习之后的话，中共统治集团不可能改变极权主义本质的，别要说民主化了，连自由化也不可能，中共以后的改革只能是与时俱进地改良其“极权主义的统治术”。但是民运和公知里有一个改良主义思潮，它有几十年的自我麻醉和向民众提供虚幻改革梦想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做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主张改良主义的话，必是“保共改良主义”的，实质上是赤裸的“保共派”。那么当代民运和公知何去何从呢？是在歧途里固步自封呢？还是痛定思痛而求脱胎换骨、升级换代呢？答案当然是后者。

那么怎么脱胎换骨、升级换代呢？民主派和公知在民间，缺乏资源，唯一胜过中共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政纲的力量，必须要有能凝聚人心动员社会的思想政纲及战略。这样的思想政纲及战略是什么呢？首先民主派威望、影响力和力量有限，只有发根于民主大传统才能获得力量和智慧，必须回归民主运动的本源，必须回归祖辈缔造的宪政国统法统和民国文化，寻回当代民主革命的无穷源头活水。也就是说必须继承祖辈缔造的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念而开来，继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精神且吸取1979、1989民运的奋斗精神而开出当代民主革命的精神，要“站”在民国宪政和民国文化的“巨人”似的肩上，并且由此构建政纲理论，做好战略布局。唯有如此才能高筑民族和国家及民主革命的精神制高点，并且取得民族主义和民权民生等领域上的政治制高点，获得高度、声望、权威、力量。只有这样就能使民主力量脱胎换骨而升级换代实行质的飞跃，从而有担当民主化使命的眼光和魄力；也只有这种本土化的构建国家的政纲政策，才能吸引各阶层人心和广聚志士，从而拥有无穷的动力和凝聚力，产生广泛的威信力和影响力。

如此民主力量也必然要告别过去，自觉彻底终结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迷信和改良主义以及各种的非中华化反传统的歧途。

肆、为什么要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

上述的民主力量大升级和民主化新使命具体由谁来担当呢？这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当代旧民运的思想和组织虽然努力但是实在无力担当。他们缺乏接续本土的民主革命和宪政建国的大传统，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缺乏高度和本土性、动员力、影响力等。那么究竟谁能担当呢？这担当者，当然必须是继承祖辈的民国开国立国理念，有民主革命精神的，有正统渊源的。但是当代旧民运组织不仅基本式微，而且无一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件。因此只有重构革命组织和群体，实现民运的升级换代。如果重构新的革命组织呢？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它的声望和影响力不够。如此，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构建革命组织才是唯一的上选。谁是“巨人”呢？当然是缔造民国宪政国统法统的，抗日抗俄反共的老中国国民党，而无其他选项。她才是具备正统渊源且有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且有人心基础。因此只有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才能继承好老中国国民党的理想和精神，获得无穷的精神资源和动力，继承好革命正统、宪政国统而开来；只有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有正统根基才能更好发扬开辟精神，在新时代“土壤”上融合新思想新事物，以新战略应对中共，唤醒团结社会各阶层，唯有如此才能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化使命。

但是台湾不是有中国国民党吗？它有什么担当和理想吗？首先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台湾化的国民党，昔日被留俄多年的蒋经国威权治党，其选择的继承人李登辉在他面前是只坐半个屁股的人，所以党内由上而下弥漫了政客性、奴性的风气，党在“劣币驱逐良币”下缺乏理想和活力。而且蒋经国只知保台又在经济起飞共党威胁弱化时继续威权治国，导致宪政化进程被推迟。这与蒋介石威权保国抵抗中共赤潮有本质性差异，蒋经国迟来的恢复宪法与老国民党在内乱外患中顽强制宪行宪更有天壤之别。一些自由派名人赞蒋经国贬蒋介石，只能说明其改良主义看历史的局限性。总之现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早已经不是抗日反俄反共且缔造宪政国统法统的老国民党，而是“选举机器”色彩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政党。所以老中国国民党早已经消失在台湾了。而我们要重建的是继承老革命精神和宪政理想而开来的国民党，这就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或者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复国委员会”。我们首先要承认台湾中国国民党的形式上的完整历史传承地位。但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谁呢？这“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担负在中国大陆的革命民主复国的使命和大任的，是因应新时代大陆民国潮和民主力量升级换代要求的，她接续老国民党的理想和纲领，是继承老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理念的革命党。所以不可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混淆，也不是大陆人的中国国民党，而是坚持大中华民国理念的国民党人的革命组织。所以她是两岸三地海内外的三民主义者的国民党革命组织。我们这革命的中国国民党要尊重台湾，但是要摆脱对于台湾的任何迷思，要认清大陆革命民主复国大业“舍我其谁”的客观形势，确立自我担当的精神，要贞定住“国魂”、“党魂”，恢复和光大中国国民党的本相。

而台湾的国民党不仅不管大陆人民的前途，还与中共在政治上互相利用，在经济上求利。所以这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与选举求执政的台湾化的国民党不是一回事，不可混淆的。

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应有的政纲及政治主张

中华民国立国的主流思想是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居次位。沦陷前的大陆就是儒家和三民主义居主流的中国大陆。又如1947年宪法就是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为主力推动和完成的，新儒家张君励起草的。重建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的理论思想当然要继承国家正统，以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为主的，且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党内要海纳百川，对于党外及兄弟党派要兼容并包的。

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的政纲上，首先要彻底消灭红色极权主义和流毒。然后当然要继承1947宪法且求完善之而开来，例如实现民主，构建干凈的选举政治，清除金权结合，杜绝权贵资本的侵蚀，实现优质的民权主义，纳贤能政治因素于其中，制度安排上防止民粹主义，吸取台湾的经验教训，完善五权宪法。要以民生主义彻底消除红色权贵的资本主义，消除中共的畸形经济、泡沫经济、国家垄断，建立人民的自由经济，国家支持产业升级等；实现分配正义，推动民生福利照顾中下阶层等。总之要还资本于民、还产业于民，还地权于民，还资源于民，还环保于民；清除掠夺性国家权贵经济，如掠夺土地、房产等，要“还财于民”，“还地于民”；针对社会两极分化，要“还富于民”；必须使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变成人民的资本，全面保障和增进人民福祉。要实现真正的质的经济文明体的大国崛起。要光大老民国奠基的现代中华文化，这是国之本和人心归正之根。以此“斩草除根”马列主义、中共国文化和陋俗。要继承三民主义理想，实现民主中国在世界上的政经崛起，要成为仁义的超级大国，推动构建理性和自由公正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民主化的目的和内容。总而言之，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就是要驱逐马列，消灭专制，反对权贵资本，恢复中华民国，再续民主，再建人民的自由经济。也就说：还政于民，还富于民，中国是所有中国人做主的中国，不是少数马列子孙做主的共产党国。民主复国和革命不会产生动乱，不会分裂国家，只会使人民从“党奴”成为“国主”。光复中华民国的前景只会是中华文明大复兴和世界文化的融合，只可能是恢复中国文明固有优性和国际地位，做到真正的文明大国在世界上高度崛起。

那么如何实现此伟大目标呢？民主化的路径呢？面对外来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唯有继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精神且吸收1979、1989民运的奋斗精神，以民主革命党的本色展开大战略和大布局。鉴于当代时势，以街头的和平革命为主，毫不否定革命武力，支持人民抵抗中共的一切义举。同时结盟一切革命派、民主派，争取改良派中的进步人士，团结被“国进民退”打击的资产阶级，吸收唤醒体制内（特别是军警里）的改革派、不满派。大力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传播民主革命、还富于民的政纲，弘扬民主国统法统，宣传抗日史、民主革命史的真相，以民族大义、民主蓝图、民生主义的美好前景唤醒吸引广大民众。其中，社会中下阶层、学生、底层民众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是主力军的中坚部分，受中共政策歧视和腐败侵害的多数的资产阶级也是主力军，倒向民主阵营的共产党人是同盟军。中国的前途属人民，属人民天赋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中共最终将被埋没在历史垃圾之下。

陆、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应有的使命重任和组织形态及精神风貌

那么，要重建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应该是“大道无形”的非组织的有生命力的精神群体，这使中共难以镇压，又可以在极权社会里寻得发展空间。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应该是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化。革命的海外国民党的任务是做到大陆国民党人无法做的“举旗重任”，其工作中心是争取人心和扩大影响力及争取资源，这在网络时代可以直接影响到大陆。所以海外国民党虽然身在海外，工作是能向大陆辐射的。海外国民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构建发展理论思想、政纲主张，对于中共及其附庸文人要开展思想战、舆论战，争取人心；对于反民国反国民党的部分的民间及民运人士，要捍卫民国和党史、党纲，反驳之、转化之，遏制其诬影响人心。再者要与其他的政治派别和思想流派、广大知识分子交流讨论，彰显出民主复国理论思想的优性。现在是网络时代，这样的工作可以直接影响到大陆的社会思潮。除了上述思想人心的工作外，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海外国民党要发现和培养人才，磨练党工，扩大人脉，建立同盟军阵线，争取资源，做好战略布局。

大陆的及海外的国民党人有丰富悠久的党的传统，我们要时时向革命中的、抗日中的、戡乱中的先贤英烈学习，要“卧薪尝胆”，要彻底告别庸俗的和名利熏心的人生观，告别“小我”膨胀的个人主义，要形成朴实无华的党风和生活习惯，要形成有进取心、善学习、有使命和担当的党员精神，要形成“大我”和“小我”结合的有高度的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使党的使命和个人进取心结合在一起。如此，大陆及海外的国民党人就能具备民主革命所必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

唯有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才能完全接续和光大民主革命的精神，继承民国的正统，站在“巨人”的肩上，且有人心基础和历史传统的“土壤”，这样才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使民主力量有本有源有动力有活力，在中共政经大危机时，有能力寻找时机唤醒和号召人民革命，并且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以大战略大格局推动形势捕捉时机推翻专制，打开民主化大门。然后又不能让民主化成果落入改良主义之手，不让由红变蓝的原中共改革派和原权贵资本势力主导民主化，不能让中国走“普京化”的道路，要走“新时代升级型民国化”的正道，这才是中国民主化唯一正确的前途。

柒、为国史和党史辩诬以及当前面临的攻击和压力

自由派某些人攻击老国民党是“列宁党”，这是改良主义分子的愚昧。凡是民主革命党，要牺牲要奋斗必然要求党员忠诚团结和牺牲小我，突出革命的使命。如果理解了文盲及文化低端人群众多的农业社会，以及民主革命与反革命剧烈斗争且外患严重的历史背景，就会理解到老国民党的组织行为是适当的。例如要求忠诚领袖等等。只有打造革命党如准军事组织，才能组织那内乱外患时代的低知识且散漫的革命组织开展革命。革命不妨碍实现民主宗旨，“五五宪草”是临近抗日战争制定的，“四七宪法”是苏俄全力支持中共叛乱的危局下制定且行宪的。国民党丝毫不是列宁党，而是三民主义革命党，其党治和训政是针对恶劣国情而不得不构建的间接通往宪政的津梁，依西方后来认同的民主化理论讲就是先开明威权的自由化过渡（“训政”），然后民主化（即三民主义讲的“宪政”）。共产党、纳粹党有这宗旨和实践吗？没有。如果辛亥年告别革命，在满州贵族集团拱卫皇室把持政权下绝无真正立宪的可能。如果无国民革命，中国就会陷于北洋军阀割据再遭遇日本入侵而崩溃。哪来民主化的硕果----“四七宪法”及行宪呢？革命的国民党当然要有革命党必备的特质，但是现在是教育普及知识发达的时代，所以要求不必忠诚领袖只要服膺党的宗旨遵守组织原则，党要有凝聚力又有民主活力而不必成为准军事组织，党要与时偕行。再察西方民主化史，民主力量依靠的是天赋人权民权的宗教精神，才有牺牲精神的民主斗争或革命，实现民主化。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权利是民主化之后的享受及制度基石。民主化斗争时期，如果强调世俗的个人权利，不讲宗教精神，谁去牺牲生命、财富、安逸的生活去争取民主且与专制抗争呢？如果这样就会没有几个民主斗士的，如此西方也没法民主化的。可见中国的自由派、改良派现在就强调所谓的“个人主义”是多么迂腐和“食洋不化”，他们不懂自由主义不是推动民主化的“英雄”而是民主化后的“宠儿”这真相。还有更为荒唐的。中共为了打击中国民运的真正本源，极力抹黑歪曲中华民国国史和宪政成就，暗中黑孙反蒋；同时实行文化统战，纵容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黑孙反蒋否定国民党和民国史。而改良主义里的庸俗自由主义派，挟洋自重，一心要做“领头羊”，一心要扩张自由主义于意见市场，要使中国未来自由主义化。但是因为要“告别革命”求渐进改良，追求“先自由化后民主化”。所以为了争夺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极力借裁剪历史，美化袁世凯、北洋政府，以“反对暴力和暴力革命”为由，攻击民主革命，否定追求宪政且抗日反俄反共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黑孙反蒋，极力打击民国派，戮力搅乱大陆人民三十年的历史反思运动和民国潮。

概括其攻击抹黑的手法大略有四：1、抽空大历史背景，以负面的少数孤立事件和个例否定整个民主革命历史；或者片面截取且夸大某一时段的革命策略严加攻击，刻意不讲革命动机和后来成果，然后就借机全盘否定民主革命。例如夸大国民党“联俄容共”策略的后果，片面认此为后来中国赤化的起源。其实国民党先采取“用俄援暂容共”的策略然后清党反俄北伐统一再由训政走向民主宪政，这与“基马尔革命”的策略类似。如果无日本和苏俄的巨大破坏力，民国就会顺“四七宪法”的道路彻底民主化。这才是国民党的动机和目的及成果，而自由派对此刻意回避或抹黑。不仅如此，孙文曾经针对苏俄及其代理人中共作“统战”，曲言说过一些把三民主义穿凿附会共产主义的话，这是国父的虚言策略，与三民主义本义无关。然后被中共反复夸张歪曲而利用。现在不少自由派顺中共路子继续歪曲和诋毁三民主义。再如：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职业学者，其学说文风含有宣扬救世功能，如其「万能政府」说是鼓动人民认同民主建国，拯救内乱外患之世。但是自由派却借此攻击三民主义是有集权色彩的。孙文学说以国民大会制约五大治权，又使五大治权互相制衡，没有集权。但是批评者却咬文嚼字、断章取义，令人想起晋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2、以意识形态裁剪史料。然后证明他们编造的改良主义和庸俗自由主义合一的伪史观的正确，以伪史观支持当代的改良主义思想。例如编造满清会实现“君主立宪”的，北洋军阀会实现自由民主的史论，再高抬英国式渐进改良路径，凡是革命的都抹黑（无论是法国革命还是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史为鉴要大家走改良主义道路，客观效果上反而平息了抗争精神帮了中共巩固政权。3、对孙中山和蒋中正进行诛心式攻击以及私德私生活的攻击。4、借中共及其他伪史或者扩大历史谣言来抹黑。例如：孙文刺杀宋教仁，反击袁世凯独裁化的“二次革命”和反北洋军阀毁宪的“护法运动”是破坏宪政，攻击训政和党治是国民党追求独裁却刻意不提国民党是缔结“四七宪法”的决定者和主力，宣扬孙文的“中日密约”（早就被证明伪造的）等等。这一切恰是中共热切希望的而中共独立做不好的，中共是欢迎改良思潮和抹黑民国而史为今用的，因为这客观效果上是让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以史为鉴而寄望于中共改革，实有利于巩固中共统治。

此外，台独要去国父化、去蒋化、去中华民国化，所以也发起长期的大规模的抹黑攻击。自由派则与台湾绿营学者文人互相唱和而互涨声势。他们歪曲民国抹黑革命的理论思想在台湾得以广泛流传，得到意想不到的后果：1、使台湾知识分子和政要寄望于大陆的渐进改良，恐惧革命使大陆内乱而使台湾利益受损。2、更为恶劣的后果是：这些“思想”被台湾红统利用在深蓝群众里广为散布，使深蓝很多人动摇了对中华民国的信心，只好服膺于红统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帜”，认命于中共崛起，由蓝转红或者蓝红不分。这就意外帮了中共大忙。总而言之，一些自由派、改良派实在是不择手段而在两岸“左右逢源”！实在令人侧目。然后又有少数目空一切的标榜激进的“革命派”也加入反国民党、反孙反蒋的行列，且与台独关系密切，如袁红冰等人。

这部分自由派和所谓极端自标的“革命派”，其中名流基本都经历过文革，思想和心术手段都是“不同凡响”的。如：袁伟时、李泽厚、刘晓波、袁红冰、冯崇义等等，王怡、余杰、张耀杰等则是“后起之秀”。最后又有一些不良的学者文人作家也借势哗众取宠在学术市场、文化出版市场上牟取名利。但是他们无论怎么攻击革命、国民党、三民主义、孙文、蒋介石，他们没法解释民主的1912年临时约法、1947年民主宪法为什么能在民主化条件贫乏的动荡劣境中诞生呢？中华民国的民主国统法统是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形成的，是什么动力和信仰导致这样的顽强的民主化呢？是谁缔造的呢？与此相反，为什么当代民运几十年大事无成呢？一些自由派庸俗人物干过什么大功德吗？在严重内乱外患中形成中国宪政国统法统，依靠的是民主革命、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现代中华文化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领导力，但是没有孙文、蒋中正的民主革命领袖的主张和功绩，又怎么可能形成呢？

我们不禁要问：当代自由主义的祖辈----民国的自由主义是拥护民国及宪政国统法统的。而当代自由派不少人却是反民国的，有意忽略“四七宪法”的，甚至于提出“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开创的自由民主新道统”，也就是要走改良主义道路和继承前共产党人转型成的“半调子的自由主义”而开来。这不仅有水平上的局限性，还有“数典忘祖”的问题。或许也有可能说，他们本来就自认为是外来的洋自由主义的精神后裔，不必接续什么大传统，不必有本土性。中共是反传统歪曲历史的外来的马列主义的精神后裔。不少自由派人士就是出身于这种反传统歪曲历史的文化环境里，不少人还曾经做过中共体制内的佼佼者。所以一些自由派的这种反传统非本土化的局限性和先天缺陷性是难免的，但中国民主化是一丝一毫不需要这样的局限性和缺陷性的。

捌、“普京化”还是新时代升级型的“民国化”？且寄望于青年自由主义者

一些自由派具有的这种挟洋自大而来的反传统非本土化的特性，这样必然会导致其盲目和急功近利。在民主化的路径上，一些自由派根据洋自由主义教条极力在极权主义的中国先推动经济自由化然后再求政治自由化，最后追求民主化。但是这必须在威权主义而绝非极权主义的政治前提下，才能自由化且可能渐进到民主化，所以有自由派名流们极力粉饰中共为“威权主义”以拼凑成合乎洋教条里的“自由化”的这必备条件。然而中共是实实在在的极权主义的，“六四枪响，变偷为抢”，中共为了其统治利益转向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一些名流顿时声望高涨，朝野难得融洽一时。但是不久在极权主义下“变偷为抢”形成了红色权贵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了，不仅维持且改良了极权主义的政治，还增加了政商结合的庞大的红色资本力量作为基石，再分配一些红利收买民心，对内巩固统治，对外与西方大国经济互利，形成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大国崛起”。不少自由派起初恍神得很，还为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下的畸型市场经济辩护，令人不齿。后来这些自由派回过神来，但是大错铸成，自由派没有多少正面作为，负面作用反而不小（甚至于少数自由派与权贵资本主义在利益上“藕断丝连”）。在海外，自由派思潮颇大，在此影响和推动下许多民运名流先后为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出力（与人权彻底脱钩），起到中共暗中操作但是做不到的“临门一脚”作用，其后果是为中共权贵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里开路。总之这些自由派的理论和实践是可悲而失败的。

在民主化的蓝图上，西化色彩的“天真”的一些自由派不顾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具体国情，以美国等国为蓝本一味奉“私有化”为“灵丹妙药”。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大陆的顶级的资本财富掌控在权贵或者有权贵背景的大资产阶级的手里吗？如果民主化后不排斥权贵资本就实行私有化了，这些权贵资本会优势收购国企和土地，且漂白不义而来的巨量资本，又通过巨额政治献金与民主力量进行政商结合。这样就会使中国许多重要的资本和产业掌控到昔日的权贵资产阶级手上，民主政治也会因而迅速腐败。所以要对这些自由派有警惕和防范。

进而言之，这些自称“自由主义”的非传统非本土化的自由派，与洋自由主义和民国自由主义是相背的。西方自由主义并不反传统反本土化，也不会像中国一些自由派那样根基浅薄却不择手段，盲目却野心勃勃。如果让这些中共国的自由派得势，中国大陆的民主潮流必定难以凝聚社会力量，难以壮大起来。不能壮大就不可能主导民主化，所以即使中共垮台，上台的必是变色的中共改革派当家，也就是“普京化”，会有半个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形式，但没有多少民主实质，更谈不上民国立国理念里的对治西式民主弊病的升级型中华性民主宪政的理想，没有现代中华文化复兴和真正的“大国崛起”。“普京化”不符合自由派的目的，但是符合自由派主张的渐进改良的路径，“普京化”与自由派的主张不是完全冲突的。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未来，究竟是随着自由派形成“普京化”继续缓进在渐进改良的途中呢？要不要让中共权贵富商“变一下色”而安享晚年且子孙不亏呢？要不要让中国人在政治泡沫和经济泡沫的红色国家民族主义的“大国崛起”里做梦呢？还是民主力量毅然“认祖归宗”，进化成本土化的民主力量，从而继承民主革命和宪政国统法统而开来呢？是不是要清理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实现转型正义呢？是不是要中国实现优质民主、“还富于民”的自由经济、真正的大国崛起呢？这是一条升级型的“再构的民国化”的前途。何去何从呢？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面前的一大抉择。

我们相信：面对“普京化”的渐进改良道路;面对继承民主革命和宪政国统法统而使中国走上升级型的“民国化”的大道；人民和民主力量最终会明智起来的！人民和民主力量不会能让民主化成果落入改良主义之手，不让由红变蓝的原中共改革派和原权贵资本势力主导民主化，不能让中国走“普京化”的道路。

这里，我们寄望于自由派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青年自由主义者，他们比很多自由派名流要敏锐进取且善于反省。民国宪政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是三民主义、新儒家文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共同缔造的，当代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会放弃这份前辈们参与缔造的丰功伟业，他们必然会回归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源头，学习胡适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然后共同投入到光复民国宪政国统法统的革命大潮里。我们与自由主义者最终会如兄弟携手再造中国未来。

玖、总结

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要有勇气和担当的，对外要对抗得住中共的“黑天黑地”，对内要抗得住一些自由派和所有改良派以及投机主义学者文人的“昏天昏地”。但是，“所有真诚的民运人的精神最终都会殊途同归的，都会因无法改良中共的缘故而汇集到当代民主革命的大道上，都会因为追求民主和放弃改良迷思而认同祖辈的民国理念和宪政成就”（ ）。“只有民主复国的理想和权威才能使涣散的民主运动凝聚共识和力量，从而能够发动理性的革命。然后民主化之后，只有以民主复国为坐标，以祖辈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权威为支撑，才能团结意见纷纭的人民克服政经乱局和庞大红色政商势力的复辟作乱”（ ）。唯有此途才是最上佳的民主化选项，最有可能彻底粉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构建优质民主且开创善治，形成中华文明真正大复兴之起点。

总而言之，必须重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或者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复国委员会”，这是中国大陆民主化必然的迫切需求，是民主力量走出目前的困境，升级换代重新获得无穷生命力的出路。

我们要明鉴当前形势是：中共自习近平上台后厉行极权主义，加强独裁和集权且打破任期制，加重了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斗争和统治危机，并且倒退“改革”且大步“国进民退”，政经上压制自由，且严限民众的思想言论等；另一方面中共长期的暴发式经济发展至顶将破，中美贸易战难免，经济危机将临。现在改良主义梦破，人心迷茫。与此同时人民正在觉醒，海内外民国潮和民主复国运动蓬勃发展。

中国何去何从呢？中国的未来只能接续民国的宪政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而开来，而不可能接续源自前苏俄的极权主义的中共国传统。“中共之父”前苏俄和前东欧共产国家崩溃后皆接续旧国家和老传统而开来。这是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国家之构建依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学理而言是自然生成的，要从传统基础上构建）。中国不可能例外，大陆民国潮和革命民主复国运动的涌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大陆目前有五千万“国粉”、五百万民国派，趋势还在发展中。这说明了大陆民主力量和革命思潮已经开始升级和自觉挺立，且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前苏俄和东欧在巨变前都没有这样规模的复国思潮及力量。中国大陆的未来前途不可能脱离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发展轨道，当代的民主力量和民主革命不可能脱离祖辈创立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宪政的本源。如果谁脱离了就说明谁是不成熟不自觉的，没有摆脱中共文化的渗透和束缚，只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当今民国潮和革命复国运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智者和勇士，这是民主力量的新时代的质的跃进。

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劣质思潮混杂涌动，例如：一些民运和公知有改良主义的迷思；一些自由派“食洋不化”要中国民主化模仿英国改良主义，他们忘记了中共是极权主义政治的而不是英国历史上的弱势威权政治；民运和公知里盛行过的“反革命的渐进的民主化共识”，但是其客观后果是使改良主义盛行，反而帮中共巩固了政权；有外来的非中华化反传统的部分民运和公知的思潮，他们崇洋求西化而不认本土的民国宪政和民主革命传统，菲薄中华文化，如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些名流们；有名为反共实乃反华的民运和公知的名流，他们甘当分裂中国的内外势力的陪臣，败坏民运和公知的形象，所以虽然他们口说革命但是实际是败坏革命者的形象，如袁红冰等；有贵族化的民运和公知的思潮，他们防范下层民众，或者名为防范天下大乱实乃反革命防人民，可谓“防民甚于防寇”，这实与中共“异曲而同工”；有名为国民性批判的，实质是反传统的“五四”激进主义和中共文化合孕出的“变种”，实际后果是涣散中国人的民主化信心，与中共以贬低人民素质来宣扬专制正当性的“特殊国情论”遥相呼应；等等。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劣质思潮行为产生的背景。这背景就是：中共所谓“大国崛起”使民主化前途遥遥迷茫，使很多民运和公知里的人物信心不足，不少人在困境中动摇了；然后中共对民运公知维权各界实行严打渗透分化和统战收买利诱，又令不少人摇摆和泄气。上述的劣质的甚至于反动的“木马”性质的思潮行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蔓延的。在这背景下，否定抹黑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历史真相，反革命、黑孙反蒋（抹黑孙文、蒋中正）、美化袁世凯北洋政府、歪曲民国宪政国统法统的思潮大肆兴起，其最终企图是：打击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和民主建国运动的思想本源和历史传统。其后果是：借此否定革命，打击民国潮和当下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大陆人民反思历史真相的运动。事实上，他们认定的敌人和中共的敌人、台独的敌人有交叉重迭，这“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华民国以及民国派主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民主复国运动。这可谓“同流合污”。

因此在广大的民运界和公知界，开展新时代的自我反思而拨乱反正是非常必要的。要反思民运和公知几十年来为何成就有限的自身原因在哪里呢？要反思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传统和本源在哪里呢？这要自我启蒙。只有如此，不少自由派和其他的民运公知，才不会堕落到与中共、台独有共同针对的敌人，无意间站到统一战线里。我们要打破中共对于当前民主革命运动的战略意图，我们要打破民运和公知里旧时代的迷思和派系倾轧，清除“木马”性质的思潮。民运和公知应该进行质的跃进，要演进成升级型民运和升级型公知。中国的前途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天赋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这才是中国的未来。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人和广大民国派愿意与自由派、民运界、公知界如兄弟般共同携手，共同奋斗推翻专制实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