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街头宣泄之别

一边游行抗议不满，一边集会欢庆回归，七月一号在香港成了一个绑定政治的日期。刚刚过去的香港回到中国的第21周年纪念日，许多香港居民又一次走上街头，参与到这个每年都在这天举行的游行中。从2003年那场五十万人大游行开始，每年七一，都有香港人选择以走上街头表达诉求的方式，度过这个后殖民时代才被订立的法定假日，这让它累积到今，成为香港一大社会景观，而16年来不同的游行诉求，也打造出了一部流动的港人民主抗争史，甚至还间接成就了一种极富仪式感的抗议文化。

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的第21年之际，当地民众再次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和北京高层为他们实施全面民主改革，这是香港最近几年人数最少的一次周年式游行（图源：Reuters）

从2003年起，每年在这个酷热时间点举行游行示威的团体和政治人士，几乎都没太多改变，伴随着当地立会与街头两种政治文化紧密交互的奇特社会现象，人们往往能在每个七一的街头，看到那些当红的反对派政治明星或是一些一时风头无二的立法会议员卖力地摇旗呐喊。

每次出席游行时的那些政治或社运人士，他们站在简易舞台或高脚梯上，与流动的民众进行互动时都会打出不同的标语口号，这些也因此成为了历年游行的标志性政治主题，如：2003年，主要是反对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等多项条文作出立法指引的政府落实行动；2004年，要求取消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第二次释法修订政制改革的程序；2007年，主题更多着眼于改革副学位课程、公平调整教师薪酬等民生诉求；2009年，途中有游行人士拉起巨型的彩虹旗帜，自此性少数群体平权运动正式纳入这项著名的游行仪式中；2011年，除了继续争取政治直选权利，打倒地产霸权也成为了游行主题；2012年，被高举的质疑时任特首梁振英不值得港人信任的示威标语，描绘了当年政治抗议的一个核心议题；2014年的游行结束后，有政治团体发动市民留守商业区中环预演“占中”，之后不久，瘫痪了香港中心几十天的雨伞运动席卷而来；而自2015年到今，游行队伍中，总有示威人士挥舞龙狮旗和香港独立的旗帜，嘶吼着要求香港独立建国，正是这样的衍生现象，却为香港游行文化今日的异化和衰退，逐渐埋下了毒素。

让人遗憾的现实是，雨伞运动之后，这种笼罩于游行中的政治分歧和内容衰颓正在日益深刻，集会现场一系列的最新政治迹象，开始引起了社会的更广泛指责。如果说过去针对建制派的扩张、民主力量的转进、意识形态教学阵地和香港最自豪的法治将何去何从等，都还能成为中港朝野各方给予理解甚至加以支持的游行文化的组成因子，那么如今更多的诉求目标和抗议议题，则让太多理智的公众难以接受，甚至批评操纵此类主旨的游行等同于纵容了政治病变，这最终只会导致香港人在回归时获得的更多权益受到很大损失，并让这座城市持续自乱阵脚——这并不是真正的游行。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由1992年起每月都会计算“民情指数”，反映香港市民对社会的情绪反应，社会积累的不满情绪越高，民情指数越低。综观2003年至2014年，民情指数与七一游行人数大致成反比，这即是香港居民彼时对现况越满意，越少人游行——但经历雨伞运动后，这个关系却出现了变化，在经历了79天的占中之后，香港开始了一段持续爆发惊涛骇浪的政治波动时期，朝野的戾气于此间愈发加重，这在该项目的统计中得到了体现，但这一时期的周年式游行，人数却开始持续下降，在香港执法部门通报的通常远低于主办团体提供的数字中，今年参与游行的人数只有区区数千人，这与呼吁人们关注更多政治问题的参与者所描绘的社会焦虑，极不成比例。

的确，当下香港政治的分化气候出现了明显的转换，这里开始有更多人重新选择回到理性兼具温和的中间立场，几年前“你要么就支持我，要么就反对我”的极化对抗氛围正在减弱。一些香港示威者，尤其是多年专注于此的资深示威者，他们力图在此刻发出的“公正已不复存在，自由也已改变”之类的政治声音，也已被越来越被社会意见忽略或厌烦。人们已经适应了在对那些投身于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新年冲突的社运人士、甚至是一名名为了某项议题而不惜吵闹于立法会议场合的激进议员肯为香港政治押上自己前途，或许会心怀感触之余，也对他们用帐篷占满了街道、用地砖打伤了维持秩序的警员、以身体强闯、以拳脚大闹一处处严肃的政治场合，而顿生厌恶甚至认同对这些人的司法判决——毕竟后者作为一类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耽误了政府制定艰难决策和完成重要建设项目的进度，他们还很大程度耗尽了北京高层对香港政治自主的宽容与耐心，近年来这些愈发离谱的政治事实正让香港的命运陷入混乱与未知，快令这座东方之珠要变成一个提醒后人注意民主副作用的警世故事了。

作为一种广受瞩目的次文化，国际媒体曾把香港称作“示威之都”，各式游行如今已经成为香港街头的特色节目，它还像是可供一些政治明星与他们受众之间亲密互动的大型嘉年华（图源：Reuters）

于是，过去的几百天里，香港不再有轰轰烈烈的雨伞运动或异常躁动的旺角冲突，它的政治和相关公共政策的发展走向，也在诡谲多变中开始出现了更多突破：几桩对违法暴力行为给予司法裁决的经典案例，让一部分盲目热衷政治的年轻政客和那些离经叛道的政治分离主张，开始黯然退出社会思潮和大众视野；几次对庄严议政场合应讲求规则的整肃，教会了更多草根民选议员，至少在言行上该如何尊重自己的议员职务；多方对议事规则的费力修订和执行，帮助了一条关乎香港经济未来的高铁线路，在经历了多年没完没了争吵的耽搁之后，看到了尽快运营的迹象。

亦如游行人数的逐年减低，这被认为是21年来香港难得的公民觉醒，更导出了关于游行是抒发不满，还是直接推动改变的恒久话题。在香港，游行成功与否，视乎它的目的是什么，从遍及世界大大小小的游行百态来看，此类抗议文化的效果都不会立竿见影，游行好似一碗中药，需要时日，功效才会慢慢渗透出来，但观察过来，似乎香港人的性子总是急，想看到立刻的效果，这反映了投资必须要得到回报的资本主义典型心态，又和当地目前的政治异化结局似乎不谋而合，或者直接说，它们是内生相伴的。

“游行完了，普选的愿望还是落空了”等游行无用论虽有其受众和市场，并不代表“七一效应”的失灵和没落，七一游行，依然是香港政治角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大小各式游行也已经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各种诉求的人们各唱各的戏，互不冲突，至于平日，各种游行示威更是家常便饭，外佣权益、宠物权益、文化保育甚至是反对性倾向歧视等示威主题，让游行诉求越趋多元与现代化。哪怕游行不会有多大用处，香港人仍能通过发声体会到邓小平为香港制定的高度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游行作为一种习惯或是文化，它今后的路向却值得香港人深思。而一些政党在游行中争先恐后筹款、别个搞事者试图借游行示威挑起事端、近年来那些被政治化的游行倾向和五花八门的政治幻想集聚一起，都使得香港游行文化逐渐沦为一场场政治秀，这些都破坏了它的游戏规则，使和平理性、可被接纳的游行文化发生变质。

正是囿于这些喧嚣杂质，很多香港人如今开始对周年式的游行文化有所保留，而对于在游行示威过程中，抵制街头暴戾和机会主义者的必要性，这在香港乃至世界都不存在争议。面对各种场合下，民众都不易再被点燃的抗议热情和政治情绪，在本地极富争议的分离主义代表人物游蕙祯曾说，香港政治和他们几年前想象的完全不同了，——是的，这种愈发遵从“和平”、“理性”、“守法”、“务实”等内涵的政治风向，确实跟这些年轻政治人士理解的不同了，尽管一两年之前，他们还自认代表香港政治的未来。与街头宣泄的渐渐告别，显示了香港人的可贵之处，香港人更想要的是耐心持守但又能着手实际的改变，这比起无用又只会败坏人心的煽动，才称得上是香港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