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7月6日中美“摊牌”的日益临近，两国间的结构性对抗，也因贸易战的“战火”重燃而继续呈发酵之势。此前习近平6月末与包括高盛集团、大众汽车等20多位欧美跨国集团行政总裁会晤。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曾向与会人士表示，称“西方有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在我们的文化，我们会以牙还牙”。
当外界仍津津乐道于中美贸易战的细节时，习近平在此期间有关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也同样重要（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这番表态被视为显示北京在中美贸易对抗中准备“更上一层楼”，强化反击，预料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而除了现实层面的对抗，中国政府还希望在理论层面，建立一套全新的外交理论以指导现实工作。刚闭幕的中国高层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被正式提出。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不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即被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紧急召至北京询问被视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的大湾区情况，此后，在特区政府和香港贸发局于6月28日合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林郑在出席论坛致辞。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一带一路”是构成内核。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涉及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内核就是“天下观”。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中国是怎样认知这个世界的，怎样认知中国在今天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习近平想给出一个他的答案。
“一带一路”与大湾区的规划正在让香港于习近平的外交蓝图中增加权重（图源：新华社）。
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利润。
在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与“天下观”中，“一带一路”扮演着实现这一外交思想的作用，“和而共赢”是其核心理念。
从2013年开始的“一带一路”政策是由北线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南线以南海、印度洋为核心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对北京来说，中国沿“上合组织”、前独联体国家等方向在“丝绸之路”上的实体开发一直都比较明显。
在双边层面，中国在2016年前后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捷克等国签署了对接合作文件，提出在交通运输、工业、农业、能源、新兴产业、金融、知识产权等七大领域深度合作。在多边层面，2016年6月，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了《关于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等文件，这就给北京与相关国家的“对接”确立了基础。
在双边、多边协议确认之后，“一带一路”北线的交通走廊作用以及中国投资的铁路项目就开始启用。从2013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已经开始转型成为物流枢纽。进而为正在拓展的中欧班列提供帮助。到2018年，这条分为北线（到欧洲西班牙、德国等）与中线（到伊朗、格鲁吉亚等）的运输线已经达57条，沿途到达12国34个城市，仅2017年开行的中欧班列就超过3,000列，比2011至2016年开行数量的总和还多。
此外，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大一项目的在于输出过剩产能，因此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园区也在快速涌现。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共同建设了56多个境外合作区，占总数的72.72%，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
而这些项目在北线“丝绸之路”领域的表现就比较突出，不仅有当地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其产业倾向也能得到照顾。如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就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精细化工、仓储物流为重点。
在“一带一路”北线的开发进程中，中国还和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另一种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的新模式。这一方式与园区式产能合作不同，它可以通过政策沟通与实业项目双向推进，无地域限制，项目无特定要求。在目前中哈之间形成的51个项目中，总投资268亿美元的产能合作已经开始启动，而这种输出产能的方式也开始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目前，北线最大的成果莫过于北京在巴基斯坦的经略。“中巴经济走廊”多年来的成果虽然一眼难尽，瓜达尔港也存在周边安全隐患等客观问题。但考虑到中国已经确认了该港口在未来40年内获取91%港口收益、85%自由贸易区收益的协议，这就让中国近年来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落到了实处。
此外，中国在以色列海法新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土耳其库姆港也都拥有25年到35年不等的专属经营权，中国在库姆还握有集装箱码头约65%的股权，对于熟悉航运业的香港来说，这些机会也随即近在咫尺。
中国对瓜达尔港的经略在“一带一路”的开发进程中极为突出（图源：新华社）。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南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速度亦不逊色。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中国在印度洋上的一系列港口项目。譬如中国企业在缅甸皎漂港及工业园项目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在外界看来，建设完成后即将被中国以70%股权取得最长达75年的营运权的皎漂港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霸权”的象征，但这一港口项目并不仅仅包括港口本身，它还包括油轮码头、集装箱船码头、液化气船LPG码头以及皎漂经济特区等。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金融城与汉班托塔港，此外，中国还在全球各大国融资的吉布提港项目中取得了23.5%的股权，这不仅仅让中国在这个非洲之角有了立足之地。也让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了足够的落脚点。 亟待重建的国际关系。
历史已经将中国推到了必须提出属于自己的国际关系模式、国际治理体系思路的时候。中国如何在西方建立的现有国际关系格局下提出一套自己的主张，今天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否可以和西方现有主张媲美？北京必须回答中国主张的国际关系模式和西方现有国际关系模式有何异同，和西方的理论相比有何优势劣势。 王毅2017年8月撰文称，“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过去300多年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他此前2016年6月发表题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的文章称，过去500多年来，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还是霸权主义，都带来对立与分裂，制造动荡与冲突，人类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前进方向作出前瞻性思考。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确实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到难民危机，西方社会的运行模式、国际关系模式问题重重。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缺陷和不足，单凭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并不足以全盘否定西方社会的思想理论根基，西方国际关系模式仍然以其关键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
中共体制内的外交官员称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过去300多年甚至是500多年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模式确实有新的元素，称之为创新也不为过，但是否具有这样重大的超越性仍然需要继续观察，毕竟中国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超越意义。
习近平与他的“天下观”。
有趣的是，政治观察家们希望从“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寻找属于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政治观点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美国防长马蒂斯看来，中国仍试图重建朝贡关系，这种判断无疑与习近平的中国方案南辕北辙（图源：VCG）。
6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提出如今美国面临三大挑战，其中第三类就是“政治意愿”。
马蒂斯还强调“中国怀揣一个长期计划，想要改写现存国际秩序，他们正以明朝为范本在计划着，但显然是以一种更有力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成为进贡国，向北京磕头屈从”。
这种说法乍一看去似有些道理。2012年之后，中国政府对内采取的以反腐败为主要形式的、对于官僚系统的打击，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削平政治派系，加强内部的舆论管制，宣扬民族情绪，希冀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对外使用在西方看来“恩威并施”的方法，加强中国在国际中的存在感，种种做法似乎与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有着某种相似性。
但是，马蒂斯“明朝论”最重要的错误，就在于简单地将今天的中国和“明朝”划上等号，简单地认为习近平正在重构中国外交体系的努力，就是在追赶“中华朝贡体系”荣光。
中国领导人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当中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时，若想该战略能够施之四海而通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一定需要给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积累和文化底蕴，方能被本国国民认可，并可推行于世界。
“一带一路”战略中，无论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是源于中国历史上汉朝和明朝这两个强盛的王朝而得名。同样也真是因为“一带一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因此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对于这个发展战略，其他国家无法剥夺中国的解释权，这是带有中国文化基因的“中国方案”。
不过，中国政府需要警惕的是，当一个“自以为天下老大”的美国人，尤其是一个军方鹰派，在说起中国回归到“明”的时候，说明美国人今天正在对中国进行一个深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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