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创立日本“奥姆真理教”、并在1995年与教徒们联手，在东京地下铁五班行经政府部门的列车上投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丧生，6千多人轻重伤的日人麻原彰晃（本名松元智津夫），与共同犯下沙林毒气案的6名教徒，在死刑定谳多年后，于2018年7月6日同遭执行绞刑，成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二度担任首相的五年多来，第13次的死刑执行。
据悉，麻原彰晃在因沙林毒气案被捕后，连带被揪出其在1989年涉及杀害因调查邪教而威胁到真理教生存的坂本堤律师一家三口，以及1994年在长野县松元市也曾制造沙林毒气攻击，造成8人死亡，而其创设的真理教因为鼓吹为达目的可采暴力或杀人手段，因此教派所涉及的人命高达29人。
麻原彰晃创设真理教，其与教徒共谋了东京电车沙林毒气等多起案件，总计夺走29条人命（图源：Getty）
在台湾社会对于死刑存废陷入巨大争议之际，被台湾视为先进国家代表之一的日本社会，至今仍有高达八成的民意赞同死刑，且从日本内阁府所公布的民意调查数字显示，赞成保留死刑制度的比例，从1975年的56.9%持续攀升，至2014年已高达80.3%民众认为死刑应该保留，至于认为死刑应该废止的比例，则从1975年的20.7%萎缩至2014年的9.7%，显见即便社会持续发展与现代化，但对日本民众来说，以死刑作为犯罪者的最严重程度处罚，仍属社会共识。
然而若考虑到日本传统的神道教文化中所存在的“人亡不究魂之过”想法，那么将很难理解，日人为何会“死刑”作为终极处罚有这么高的认同。因为在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中，强调亡灵不分善恶，因此不管死者生前为善或为恶，只要人死成为亡灵，牌位便可进入神社受到后人供奉。也因此，在日本可以看到足利时代的逆贼楠木正成等人，死后仍有人为其建立神社供奉，或者曾入侵日本的元朝军队将士也在日本获得立碑纪念，甚至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在日本也设有其碑作为纪念供奉等。
在此文化背景下让人不禁想问，日本的死刑不就是让犯下重罪的恶人，能在伏法后立地成佛，成为受民众供奉的对象？然而若仔细探究日本死刑犯的刑前生活与行刑过程，或能理解日本的“死刑”作为终极惩罚，其惩罚的并不是夺走其生命，而是在什么样的过程，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为恶之人检讨自己的罪恶。
在日本，死刑犯定谳后，就会被转入死刑犯专用的监狱等待执行。日本在札幌、仙台、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与福冈各设有专门收容死囚的监狱。在此，每一名死刑犯都采取单独关押的方式，就连放风也有特别设置的单人放风区。犯下恶行的者在死刑定谳后，就进入除了自己几乎没有别人的环境中，除了监狱管理人员，以及少数申请探视的情况，死囚将被整个社会，从正常社会到监狱内社会完全隔绝。
尽管日本法令要求“死刑必须在判决后半年内执行”，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差别极大，除了因为死刑定谳者会透过各种司法管道申请救济外，等待执行死刑的过程，实际上来说也是对犯罪者的一种终极处罚方式，让其在只有自己的单独空间中，时刻思考己过。因此平均来说，日本死刑定谳者到执行死刑间的时间差高达7年，而此次伏法的麻原彰晃，则是在2006年死刑定谳后，单独囚禁长达12年后才行刑。
麻原彰晃在将在如这般的行刑室中，头戴绞绳站在中间方格内，等待隔板打开后坠落，完成死刑（图源：VCG）
而日本的死刑执行方式，也与当前多数保有死刑的国家已改采注射毒针或者枪决等处决方式不同，日本仍采用看似非常残酷的长距离坠落“绞刑”，且死刑犯本人只能在处决当天获知自己的命运，因为日本法务部认为，提前告知处决时间不是义务。行刑时，死囚会被蒙眼，戴上手铐并套上绞绳，然后由三名行刑官各自按下三个按钮，但只有其中一个会产生作用，藉以减轻行刑官的心理压力。按钮按下后地上的活门便会开启，死刑犯便会瞬间从高处坠落，而为恶者的恶行和赎罪也就此画下句点。
从日本的情况可以看到，不论社会发展或者人权的重视到什么样的高度，“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仍然是社会集体的共识。尽管有些社会认同，为恶的最极端代价是剥夺生命，有些社会则认为“隔绝于人群之外”或者“创造出能够弥补做恶所毁坏的价值”才是最极端的代价，但不论如何，这种“行使行为必须付出代价”是人类所共同相信与追求的价值，至于“代价”的形态，则应是该社会所形成的共识，每个国家与群体或许有其各自相信或可以接受的共识，而不应该只是拿着人权的帽子，罔顾社会共识去追求甚至要求群体接受某些并非群体所认同的“行为代价”。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