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美国汉学先驱，亚洲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他和法国的伯希和被公认为是知识最渊博、成果最丰硕的西方汉学家。一生有两百多种著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爵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19000件藏品。
劳费尔
劳费尔为博物馆共收集了约1000件中国古玉，在1911年写《中国古玉》的时候，劳费尔就对自己的古玉收集非常自信，常常内行地描述古玉的材质、沁色、形制、纹饰、工艺，并且指出玉质和保存的好坏。他在说到玉琮时，说这种类型的玉件，吴大澂收集了36件，毕肖普收集了1件，他自己在西安收集到3件。笔者曾经见过吴大澂自己所书的一块书房匾额“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吴大澂很得意自己的古玉收藏，他收藏了64件玉琮。但劳费尔收藏到3件也很不易。布朗逊说劳费尔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给人鉴定玉器，收费标准是每天500美元，“在这个行当，他可是西方首屈一指的专家。”
《中国古玉》1912年2月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系列第10卷出版，为该馆第154种出版物。全书主体内容共12部分。
劳费尔著《中国古玉》
劳费尔《中国古玉》在西方被认为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研究划时代的专著。夏鼐《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对劳费尔批评严厉，认为“它的考证部分几乎全部抄袭吴大澂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也沿袭了吴氏的错误论断”，但还是认同这书的考古学研究方面，确是远胜于布什尔(S.W.Bushell)等的《H.R.毕沙普(Bishop)收藏玉器的调查和研究》(1906年)一书。这种评价太过苛责。劳费尔书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名物对应的考证有吴大澂的影子，同时也还是加入了他自己的内容。另外一部分的考证则完全超脱吴大澂之外。更重要的，整部书的体系布局是全新的、现代的，《中国古玉》最显著的特点，是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制作工艺、文化渊源、宗教功能、艺术特点的宏观描述、细节探讨，来充分展开能够揭示中国文化特质的独特的玉文化。从而彻底摆脱了从宋吕大临《考古图》到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的旧式器物学、名物学。至于说“考古学”，劳费尔之后考古学发展一百多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的“考古学”很少与发掘（更不要说科学发掘）相关，更多的是指向古物学和艺术史的，比如王国维也说自己拥有“考古学者之资格”。中国出现真正的地层学，要到1931年梁思永主持安阳后冈发掘。毫无疑问，《中国古玉》是一部科学研究中国玉文化的开创性著作。
劳费尔《导言》开始部分就讲到了现代科学的矿物学，区分了“nephrite”和“jadeite”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简单的用“软玉”和“硬玉”来表示，当代地质学家、矿物学家也有用“闪玉”和“辉玉”来翻译的。称之为“软”、“硬”，是从硬度上考虑的，软玉的摩氏硬度低于6.5度，有些5度都不到，翡翠的摩氏硬度一般在7度左右。矿物学上，nephrite属于角闪石类，jadeite属于辉石类。nephrite是透闪石、阳起石的固溶体，基本上都是钙与镁的硒酸盐，全球有120多处闪玉原生矿。劳费尔指出了当时在亚洲、新西兰的闪玉矿，以及欧洲的矿石交易。并且介绍了当时刚在欧洲发现的闪玉矿。人类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新西兰的毛利人文化和南美的玛雅文化中发展出了玉文化。Jadeite是钠和铝的硒酸盐，是一种高压低温下的变质矿物。劳费尔说只见于亚洲的特定地方，迄今为止，翡翠的主要产地还是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地区。翡翠是晚近才开矿的，清代中晚期才引入中国使用。中国古玉指的从来就是软玉，包括如和田玉这样的透闪石和岫岩玉这样的蛇纹石。劳费尔1910年为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到的良渚文化玉琮、龙山文化玉璧，1923年收到的大汶口文化玉斧等就是硬度只有5度左右的蛇纹石。殷商西周玉器则多是玉质更好的产自新疆和田喀什玉龙河的透闪石，摩氏硬度在6度到6.5度之间。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数百件中国玉器，其中一部分是劳费尔亲自购藏并研究过的，在《中国古玉》中有介绍说明，有的还有图版；有一部分玉器没有在书中出现过，是劳费尔在1912年以后陆续收集的；另有一部分则是劳费尔去世后入藏。
劳费尔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敏锐的科学意识，照亮了一些隐秘在古老文献边边角角中的宝贵资料。
比如有一种雷斧，并非是人工制品，而是自然的馈赠。古人称为雷公墨、雷斧、雷楔、雷墨、霹雳等。劳费尔说这些“inkcakes”（墨石蛋糕）毫无疑问是自然产物，绝非打制石器。雷公墨是玻璃陨石，1900年，修斯（F.E.Sues）取名为Tektite。
劳费尔相当博学地引用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元陶宗仪《辍耕录》、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相关记录。尤其是李时珍的书，提供了更大量的早期资料。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四·霹雳碪》:“按《雷书》云：‘雷斧如斧，铜铁为之。雷砧似砧，乃石也，紫黑色。雷锤重数斤，雷钻长尺余，皆如钢铁，雷神以劈物击物者。雷环如玉环，乃雷神所珮遗落者。雷珠乃神龙所含遗下者，夜光满室。’”“又《博物志》云：‘人间往往见细石形如小斧，名霹雳斧，一名霹雳楔。’《玄中记》云：‘玉门之西有一国，山上立庙，国人年年出钻，以给雷用。’此谬言也。雷虽阴阳二气激薄有声，实有神物司之，故亦随万物启蛰，斧钻砧锤皆实物也。若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星陨为石。则雨金石、雨粟麦、雨毛血及诸异物者，亦在地成形者乎？必太虚中有神物使然也。陈时苏绍雷锤重九斤。宋时沈括于震木之下得雷楔，似斧而无孔。鬼神之道幽微，诚不可究极。”“霹雳碪”，碪同砧，就是霹雳砧。唐刘恂《岭表录异·雷公庙》另有“霹雳楔”。唐封演《封氏闻见录》卷8则有“霹雳石”。《中国古玉》第65页的插图9提供了“霹雳石”的6张线图，分别是“楔”、“斧”、“鑚”、“墨”、“丸”、“碪”，这6张图来自《本草纲目》。
劳费尔说，李时珍自己没有对这个东西给出结论，但是从他的引文中可知道，中国人很早就形成共识，这是流星坠落形成的。劳费尔又引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四·雷墨》说：“按《雷书》云：‘凡雷书木石，谓木札，入二三分，青黄色。或云：雄黄、青黛、丹砂合成，以雷楔书之。’或云‘蓬莱山石脂所书。雷州每雷雨大作，飞下如沙石，大者如块，小者如指，坚硬如石，黑色光艳至重。’刘恂《岭表录异》云：‘雷州骤雨后，人于野中得石如黳石，谓之雷公墨，扣之铮然，光莹可爱。’又李肇《国史补》云：‘雷州多雷，秋则伏蛰，状如人，掘取食之。观此，则雷果有物矣。’”
唐宋时人对雷公墨的形状、颜色、成因就有明确的认识。李时珍之后，劳费尔是第一个系统收集雷公墨文献材料并作出研究的，此后将近40年，人类学家林惠祥才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劳费尔转引的几条资料我们标出其原始出处，另外可再增补几条唐宋笔记的材料。
最早记录雷公墨是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玉石部卷第二》：“霹雳针：无毒。主大惊失心，恍惚不识人，并下淋，磨服，亦煮服。此物伺候震处，掘地三尺得之。其形非一，或言是人所造，纳与天曹，不知事实。今得之，亦有似斧刃者，亦有如锉刃者，亦有安二孔者。一用人间石作也。”注：“出雷州，并河东山泽间。因雷震后时，多似斧，色青黑，斑文，至硬如玉。作枕，除魔梦，辟不祥。名霹雳屑也。”
《太平广记》卷394《雷二》引唐刘恂《岭表录异·雷公庙》：“每大雷雨后，多于野中得翳石，谓之雷公墨。扣之铮然，光莹如漆。”
唐李肇《唐国史补》：“（雷州人）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为禁药。”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忠志》：“初，楚州献定国宝一十二，……十二曰雷公石，斧形，无孔。”
《太平广记》卷394《雷二》引唐刘恂《岭表录异·雷公庙》：“又如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
《太平御览》卷797引《玄中记》：“玉门之西南，羌之东，有一国，五六百户，无它事役。国中有山，山上有祠庙。国人每岁出石尖数千枚，输于庙中，名霹雳尖，以给霹雳所用，从春雷出而尖日减，至秋尖尽。”唐封演《封氏闻见录》也引《玄中记》，无“尖”字，《太平御览》卷52引《玄中记》这段也无“尖”字，“霹雳尖”应为“霹雳”。梁任昉《述异记》卷下：“玉门西南有一国，国中有山，石千枚，名为霹雳。从春雷而减，至秋尽，雷收复生，年年如此。”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4：“才出城东门未数里，即雷雨骤兴，有黑云追逐，及霹雳一声，而谢秀才震死矣。屡葬则屡为雷所发，伺其肉溃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
宋何蕤《春渚记闻·雷斧研铭》：“余经霅川，偶得数雷斧于耕夫。”
宋沈括《梦溪笔谈·神奇》；“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尝得见。元丰中，予居随卅，夏月大雨，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传，凡雷斧多以铜铁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
《中国古玉》第67页的插图10是引自明代《方氏墨谱》（1588年印），图中八宝环绕在云纹背景上，其中有两斧，上书题名正是“雷公石”。劳费尔因此说雷公墨还有艺术和装饰上的功能。《方氏墨谱》是明代歙县人方于鲁所编，将制墨者所做各种墨锭的形状和花纹图样描绘出来，供文人雅玩，“斧”是明代最常用的吉利图像，雷公石出现在墨锭的装饰图案上。
劳费尔又引李时珍说，认为雷公墨还可以用作针灸的砭石，李时珍引了《山海经·东山经》郭璞注和《素问·异法方宜论》王冰注，证明用“铁石”来制作砭石。《山海经》和《素问》中的“铁石”是否是雷公墨，笔者不以为然。玻璃陨石不同于铁石陨石，雷公墨是玻璃陨石。全世界现已发现玻璃陨石65万块，分四个散落区，中国海南岛琼海、文昌和雷州半岛一带的玻璃陨石属于澳大利亚散落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发现的玻璃陨石属于同一地质事件的产物，绝对年龄约70多万年。关于其起源，现在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陨石冲击熔融，70多万年前，一块巨大的陨落体冲击澳大利亚附近，地表的页岩或玄武岩熔融或选择性熔融，迅速溅起形成数以万记的硅酸盐熔融液滴，然后骤冷、固结、漂浮在大气层上，最终因自身重量降落地球表面。雷公墨全玻璃质，贝壳状断口，通常为墨黑色、漆黑色，标本的边缘部分因较薄而呈半透明的茶色，玻璃光泽。雷公墨不可能是铁石陨石。
劳费尔引《大清一统志》，江西南丰西北有一个因形得名的莲花峰，上有雷神石，康熙皇帝在他的自然科学笔记里提到了相似的雷公，说这样的形状和材料是当地人因地制宜制作的结果。可能会有玻璃陨石的人工加工问题，劳费尔对此极其小心，绝不将现代制作和石器时代制作混在一起，他引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8）：“俗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法，妇人亦为环以代珠玉也。”说如果描述中的那个石头物件在那个地区出现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种人工制作的时间也就只能定在10世纪。
劳费尔特别重视农作物和技术工具的传播，以及人们之间思想的互相渗透，尤其致力于研究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这方面他拥有无人企及的敏感度和知识才能。
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
劳费尔说有两种根本区别的文化，锄头文化（hoe-culture）和犁耕文化（plough-culture）。两种文化通常一起在相同的地域被使用，但是可以根据不同部落的文化程度来进行区分。一种方式是与我们庄园的进化密切相关的，主要以锄头为工具；另一种与真实农业一样是以犁耕为基础的，平整土地，人工灌溉。锄头文化与犁耕文化之间有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汉族是犁耕文化的代表，蛮族是锄头文化的代表。原来东部沿海地区的蛮族被驱赶向南，一直到东南亚孟高棉。劳费尔提到了鹤嘴锄，鹤嘴锄是锄头文化使用，是非汉族的蛮夷人工具。《中国古玉》50页和51之间的图版8.1（plateXIII,Fig.1）的照片是山东青州府发现的非常珍贵的鹤嘴锄，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青玉，长9厘米，宽6厘米，有很深的凹槽环绕全身，凹槽约2厘米宽。锄头同时在山东和陕西出现，说明蛮夷文化被汉族吸收同化。劳费尔指出山东的蛮族原来是少昊统治。商代末年称为蒲姑，周成王时西周灭了蒲姑。大禹曾经巡游山东东部，莱州府就是以当时一个发明了养牛方法的人名莱来命名的。
《中国古玉》46页和47页间的图版5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工具，48页和49页间的图版6.1、6.2，也是完全不同于6.3、6.4的工具。图版5下面一件、图版6.3、6.4，是一般的石斧，两面相同、都是平的。图版5上面一件、图版6.1、6.2有单面刃，呈扁平长方形或梯形，但其背部偏上有横脊梁，最初用以抓手，进一步可分段装柄。后来的考古学上将这种背部有横脊、凹槽或台阶的单面刃石斧称为有段石锛。有段石锛的特殊地方在于脊背，即刃口斜上所向的一面，不像正面是平的，而是中部隆起，成一条横脊将背部分成两个部分，前部较厚、后部较薄，看起来像两个阶段，因此称为有段石锛。
劳费尔是第一个明确从一般石斧中分辨出有段石锛的学者，虽然他没有命名。有段石锛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部沿海地区，包括中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越南、菲律宾等地、一直到南太平洋诸岛屿。劳费尔原来认为山东青、莱州地区的蛮夷是这种锄头文化的真正主人，今天也许可根据考古材料略作修改，有段石锛发源于长江下游地区。1978年江苏溧阳沙河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段石锛一件。石锛正面成长方形，断面近方形，背面上部有段，平顶，通体磨制光滑，棱角齐整。单面齐刃，刃口锋利，有使用崩碴。出土时石锛安装在木柄上，石锛段部正好卡住木柄的卯口。木柄直，头部粗大，握手外较细。木柄碳化严重，出土脱水后散裂。锛长18.2、宽3.5、厚3厘米，木柄长37，头部最粗径6厘米。有价值的是，溧阳沙河良渚遗址同时还出土两件带柄石斧。此前大汶口文化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灰陶缸上有一个带柄石斧的图像文字。据此，考古人员可以观察到石斧、石锛的安柄方式，并且实验使用。石斧一般是双刃的，石锛则是单刃的；柄和刃口平行安装的是斧，柄和刃口垂直安装的则是锛。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有段石锛使用区域的话，我们会更惊讶地发现，这个区域与越人的活动区域正好相吻合，他们活动的最北部就是山东蓬莱附近，南下一直到越南、菲律宾。越人的称名与一种王权象征的武器“钺”直接相关，钺是一种有肩石斧。
《中国古玉》第5章《玉的宗教崇拜——宇宙神的玉的意象》，劳费尔说，我们意识到玉的自然崇拜是和墓葬相关联的，天、地、四方是六种宇宙神明力量。人格化概念在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则是不存在的。第1节《地神的玉的意象和象征》，讨论的是玉琮。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主要发现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最早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第三期，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等新石器文化中也有。玉琮最近二十多年来出土很多，研究者一般认为是巫师交通天地的工具。根据《周礼》“黄琮礼地”，劳费尔在关于“地神的玉的意象”中专门讨论了玉琮。玉琮的使用时代，完全相信《周礼》的劳费尔认为是在周代。西周虽然有仿制的玉琮，但公元前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才是玉琮大量使用的年代。至于“黄琮”，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多是青色的蛇纹石，笔者未见过黄玉的良渚文化玉琮。考古学家倾向于玉料产地是溧阳的小梅岭一带。
劳费尔否定了布肖尔博士定义的“车轮毂的一个部分”，玉被用于毂的一部分且被轮轴从中穿过，技术上说这个材质也太硬实太不灵活了。
《说文解字·玉部》：“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钱坫《说文解字斠诠》：“今俗犹称黄琮玉为釭头是也。”吴大澂《古玉图考》：“今世所传古玉釭头，其大者皆琮也。”吴并引《说文解字》和钱氏《斠诠》。“辋头”（釭头），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皇帝与这个称名有关。乾隆曾命玉匠将他的题诗刻在一件玉琮内壁上：“所贵玉者以其英，章台白光照连城。辋头曰汉古于汉，入土出土沧桑更。晁采全隐外发色，葆光只穆内蕴精。是谓去情得神独，昔之论画贻佳评。”末署“乾隆癸丑春御题”，并有“几暇怡情”、“得佳趣”两方闲章。乾隆皇帝写了很多首关于玉琮的诗，称之为“瓶”、“辋头瓶”，《咏汉玉瓶》：“周代辋头器，汉时改作瓶。”《咏汉玉辋头瓶》：“五辂辋头饰，难分秦汉周。”《咏汉玉辋头瓶》：“辋头名近俗，却自古胥知。云是玉辂舁，饰为两首仪。”乾隆59年的《咏古玉辋头瓶》有序：“呼此罄为辋头者不知起于何时。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
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称为“辂”，用玉装饰“辂”的就是“玉辂”。《中国古玉》123页的“古玉辂辋头”图来自传《古玉图谱》，《古玉图谱》引《车经》云：“辋头，摃隅头之饰王公之车，即古之金根车也，有方有圆，有六方八方之式，已下诸辋头皆古玉辂摃头之饰，汉魏以下则无之矣。”《古玉图谱》传宋龙大渊著。那么玉琮是否就是车辂端装饰的“辋头”呢？劳费尔考证予以否定。劳费尔认为，这样的辩论是无力的，是臆说。《车经》并不是早期的著作，可能是宋代出现的。对于古代文化的事实，必须限制在《周礼》和《礼记》本身材料中，其原来并没有我们后来所见那么多的注释。劳费尔认为应该回到古代经典，他相信《周礼》、《礼记》，认为玉琮有着十分重要的宗教功能、象征着地神。劳费尔批评《古玉图谱》，也并不满意吴大澂。
《中国古玉》中的插图
第12章《十八世纪玉器》，离劳费尔书的主题似乎稍有距离。劳费尔为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到一批十八世纪的中国玉器，乾隆玉器是中国玉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高峰，这批藏品非常精美而且多是大件。
当然，《中国古玉》会有一些问题。举一个例子。第7章的第4节是《玉扣饰》，第5节是《玉带钩》，第6节是《玉剑饰》。对玉器的功能进行整合分类，是劳费尔《中国古玉》比吴大澂《古玉图考》做得好的一个方面。
在《玉扣饰》这一节中，讨论了一个长方体的玉件：一端出檐，整体呈P形，平面呈矩形，下部为长方形銎（即穿鼻），孔洞为拱方形。劳费尔称之为“璲”，这种玉件，劳费尔指出它的称名最早出现在《诗经》，并且在《尔雅》中被定义，但不见于《说文》。劳费尔书还给出了线图和实物照片。《诗·小雅·大东》：“鞙鞙配璲”，《尔雅·释器》：“璲：瑞也。䍁，绶也。”郭璞注：“璲，即佩玉之组。”又《诗经·卫风·芄兰》：“容兮遂兮，垂带悸兮。”《毛传》：“佩玉，遂遂然垂器绅带，悸悸然有节度。”所以此玉件被认为是专为系组而设，佩在腰间革带之端。劳费尔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形制的玉件并不是玉组件的佩饰，而是挂剑用的，属于玉剑饰，其称名也不是璲，而是璏。
《说文解字》确如劳费尔说，玉部没有璲字，系部也没有䍁字。但是另有一“璏”字。《说文解字·玉部》：“璏，玉制剑鼻。”“璏”被劳费尔放在第6节《玉剑饰》中讨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一节中，劳费尔实际上在讨论的并不是真正的“璏”，而是另一种剑饰，其给出的称为“璏”的插图，见275页、277页、278页插图，都是错的，这是我们通常称名的“剑格”，剑格是在剑柄和剑身之间用来格挡护手的部件。另外，《玉剑饰》中另一种长方孔銎、一面略拱的扁管状的长方体、被称为“琫”的剑饰，其实就是西汉剑璏的一种类型：无檐型璏。
劳费尔的这一系列的错误是他跟从吴大澂《古玉图考》的结果。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中的“璏”实际上是剑格，“璲”实际上是剑璏，“琫”则是剑璏的又一种类型：无檐型璏。《说文解字·玉部》：“琫，佩刀上饰也。天子以玉，诸侯以金。”关于吴大澂、劳费尔称为“璲”的这种玉件，宋吕大临《考古图》、元朱泽民《古玉图》都称之为“璏”，宋元人说的是对的。
吴大澂没有指出所谓的“璲”的时代，劳费尔指出是汉代，劳费尔的说法是对的。劳费尔《中国古玉》260页、261页之间插页照片上的6件剑璏实物，从形制纹饰判断确实全部都是西汉的东西。在没有任何地层学年代依据、没有科学考古发掘实物佐证的情况下，劳费尔如何会有如此准确的断代，百思不得其解，具有这等敏锐的感悟力、判断力真是令人惊叹。
玉剑饰一般都是战汉时代的。在剑与剑鞘上装饰玉器的剑，称为玉具剑，《说苑·反质》：“经侯往适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汉书·匈奴传》：“单于朝，天子赐以玉具剑。”标准的玉具剑有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玉剑珌四种。剑上加饰玉器，最早见于西周晚期，三门峡虢国墓2001号墓出土了一把玉柄铁剑。1972年江苏六合程桥镇二号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一把剑，上面有两件玉饰，玉剑格和玉剑首。这是所见最早的玉具件。经过战国，西汉玉剑饰达到高峰。据《辉县发掘报告》，1951年河南辉县赵固村一号墓出土一铜剑，有玉具剑三样：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剑长46.2厘米、剑身宽4.6厘米。玉剑首直径4.5厘米，玉剑格高1.5厘米、宽6厘米，玉剑璏长4.8厘米、宽2.6厘米、高2.1厘米。剑顶端的玉剑首浅绿色，俯视为圆形，中心为漩涡纹，四周刻隐起的卧蚕纹和涡纹，抛面为梯形，背有孔，入剑柄上端。剑茎与剑身之间的玉剑格，浅绿色，面饰隐起的卧蚕纹及涡纹，俯视为菱形，中空，剑柄由孔中穿过。玉剑璏是剑鞘上用来穿带佩挂的玉饰，浅绿色，有紫色沁，俯视为长方形，面略呈弧形，上饰隐起的卧蚕纹和涡纹，下有一孔，孔洞较大，可贯剑带以佩剑。
玉具剑中最为多见的就是璏。春秋战国的璏分两种样式。一式，单檐型，剑璏仅一端出檐，整体如P形，如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属春秋晚期。二式，短檐璏，器表两端皆出短檐，如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一件，长方体，璏面中部略拱，背部琢一长方形孔。汉代玉剑璏大致分五式。一式，长檐璏，剑璏两端皆出檐，且皆作弧收，一檐较长，如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上有高浮雕螭虎，剑璏背部琢出一长方形銎。二式，出廓璏，剑璏表明高浮雕跳出边框，如江苏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墓出土一件。三式，短檐璏，剑璏两端出檐，出檐长度接近，璏面中部拱起，呈桥形，下部有銎，湖南衡阳空军基地M4出土一件。四式，无檐璏，呈扁管状，两端不出檐，如安徽阜阳赵王庄出土一件。五式，单檐璏，剑璏仅一端出檐，此式与东周形制相近，下部有长方形銎，如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一件。
除了《中国古玉》，劳费尔还有一篇论文讨论玉器，《两件中国皇帝的玉器》（Two Chinese Imperial Jades），发表于The Fine Arts，Vol. XXXⅡ，Chicago, June, 1915年。两件清代玉器保存在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件是康熙时期的玉册，五帧十面长方形。正文刻以满汉两种文字，首尾两玉片阴刻云龙纹。另一件双龙钮玉印，劳费尔认为是嘉庆时期，和田青玉。
最后，谈谈本书的书名。劳费尔的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religion一书，最早是1912年由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芝加哥出版。这个书名可以直接翻译为《玉：中国考古学与宗教的研究》。旧时也有翻译为《翡翠》、《中国玉器考》、《中国古玉考》的，劳费尔写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玉，肯定不能翻译为翡翠。1974年，劳费尔是书改由Dover出版公司出版。1989年，未删节的这个书由Dover出版公司出了新版，书名为Jade-Its History and Symbolism in China,副标题改了。就本书的内容，新改的副标题更为贴切。因此我们遵从这个修改，将本书书名翻译为《中国古玉：它的历史与符号象征》。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