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作为中国科协及其学术团体基础性和标志性的重要活动，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不仅每年的工作总结必不可少，且不断试图从规律性的高度对学术交流进行总结提炼。曾任中国科协第二届主席的周培源就对学术交流提出过重要论述。那是在中国科协及学术团体生存困难局面得到扭转的1978年，“科学春天”的3月，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协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的题为《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讲话中，他说：“学术交流活动是科学技术工作中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通过科学家之间的思想接触，学术交流，自由争辩，可以沟通情况，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认识得到发展，从而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假说，开辟新的研究途径。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特点。”
一般认为学术交流是很个性化的东西，周培源用“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来阐述，不仅具有新意，也是对学术交流认识的深化。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一种中国文化、学术团体文化的亲切感，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这个在西方诞生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概念，传递到中国的时间不到百年。加之那个特定年代，多数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交流是较陌生的，更少见对学术交流规律性的论述。可能西方文化较重视个人作用，他们的学术交流也较侧重于个人之间思想的相互作用，比如科学学创始人j.d.贝尔纳80年前就有经典名句：“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发现有一些有赖于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发现。玻尔原子理论是我们一切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它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玻尔在德国吸收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以后又到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在那里接触到原子核的理论。这种交流的价值是再大也不过了。”在西方学术交流较重视个人之间思想相互作用理念下，演绎出像爱因斯坦与玻尔著名的学术论争促进量子力学发展等经典故事。与西方学术交流史多推崇个体之间的智力交流与思想碰撞不同，中国学术交流文化更重视集体力量，映射在兼有中西学养、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身上，孕育出了“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定义。在笔者认知中，这是自西方学术交流理念传入我国后，中国科协首次含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学术交流规律性论述，它不仅符合学术交流普遍规律，也是中国学术团体自身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为中国学术团体学术交流指明了一条路径，一条个人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的路径，一条学术民主与繁荣发展的路径。
虽然40年前中国科协对学术交流规律性认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此后我国学术交流路途并不平坦，表现在学术交流争鸣、质疑精神缺失，学术会议质量评价体系缺乏，总结科学共识和今后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的纪要少之又少……所有这些，反映出我们对学术交流的认识不成熟、学术会议程序规则缺乏等，此时，回顾40年前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协指出的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学术交流路径，结合当前新时代中国科协提出构建世界一流学术的要求，提出如下启示与同行商讨。
启示一： “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是学术交流存在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
现举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一例，看一看学术交流个人钻研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的形态与过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青蒿素研究，从始至终充满了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形态。开始项目名称并不叫青蒿素研究，而是抗疟疾药物“523任务”。开始寻找的抗疟疾药物第一位的也并不是青蒿素。中医研究院的“余亚纲一度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鼠疟原虫抑制率曾高达90%的雄黄上，后因雄黄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会氧化产生剧毒成分而放弃，又将注意力集中在抑制率第二的青蒿上，并将其结果告知组长屠呦呦。饶毅经过研究史料认为“中医研究院首先是余亚纲和顾国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其后屠呦呦在他们基础上，确定其作用，并因为用乙醚得到更高疗效。屠呦呦的这一工作及其小组的钟裕容提取青蒿素，两项加起来使屠呦呦的贡献突出”。 “青蒿素发现前，其他项目组成员所做的累积性的、试错和探索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中药小组的其他重要合作单位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所做的贡献都不容忽视和否认”。青蒿素发现后，在临床试验研究中，有“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和“1980年加入李行列的来自香港远东罗氏研究基金会的基思·阿诺德（Keith Arnold）”对青蒿素临床工作方面的卓越贡献。
由于披露和本人掌握的信息有限，上述只是学术交流几个关键环节的少量记述。实际上，在这个持续近10年，项目初始参加的单位有37个，代表88名，（有的媒体报道屠呦呦科研团队，包括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参加），其中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形式远比上述内容的要丰富的多，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之间的思想接触，学术交流，自由争辩”，由此产生新的认识、新的设想，无疑为取得共识、确定下一步研究方向不断开辟道路。事实上，科学研究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学术互动频繁不止，只要研究工作在继续，学术交流就不会停歇，反之，只要学术还在交流着，研究也就没达到节段性成果的地步。
青蒿素获奖争议较大的是谁该获奖。“中美科学奖励对青蒿素获奖的处理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强调集体的贡献，倾向于‘集体在场’兼顾个人，美国强调个人的贡献，倾向于‘个人在场’兼顾其他个人，二者都没有决然否认个人或集体的贡献。”虽然中外对奖励的处理有较大差别，但在学术交流上，在学术交流的目地、路径上，中外更多的是一致。如同周培源论述中所言“通过科学家之间的思想接触，学术交流，自由争辩，可以沟通情况，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认识得到发展，从而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假说，开辟新的研究途径。”这是中外对学术交流的共识。就是说，个人与集体互动成为学术交流普遍规律，成为学术交流的本质特征。
个人与集体在科学探知上各有优势，个人研究在兴趣、自由度、长时段思考及无需或少需经费上体现出优势，集体在智慧量上占优势，以及科学成果的价值和认可非集体莫属等。周培源用“钻”字形容个人、用“智慧”形容集体是很贴切的。这两者结合可以产生1+1>2的效果，但这种情况由于受到一些因素干扰而不容易做到。比如当前一些课题组、项目组等“集体”，由于受课题、项目的指挥棒导向及功利影响过大，“个人钻研”有限，集体智慧难以发挥，它们相结合更难，创新力度大大受限。所以，周培源指出的“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学术交流路径在现实中如何实现有待深入探讨。
启示二：学术会议（严格来说是学术交流）的本质是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发扬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倡导争鸣、质疑、批判的科学精神，是学术繁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学术交流是科学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形态，通过提出学术见解、发表学术论文，依靠学术交流的争鸣、激发、创新、纠错等机制的作用促进科学发展的形态。这种形态需要在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运行，通过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自由争辩，以认识隐藏在自然事物背后的秘密并及时纠正不符合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推动人类认识的发展。
学术交流的形式多样，其中最受科学家青睐的是面对面的交流即学术会议。学术会议面对面交流比阅读论文与书信更受科学家的重视，可能原因在于“视、听、说”效果更全面，因而争鸣、激励、创新、纠错等机制在那种畅所欲言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出来，效果更显著。比如，创新崇尚的直觉、顿悟、灵感、激励等非理性思维方式，很难在理性与逻辑思维中产生，而在面对面的学术会议中较易激发出来。在400多年学术交流史上，国际性的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热情长盛不衰，可能原因就在于此，有所谓学术交流面对面效应。
面对面的学术会议需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其中关键的是学术民主与自由争辩，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学术交流所具有的启迪思维、掌握新知、纠正谬误和学术导向的机制与作用才能发挥，优势才能尽现。
简言之，从学术交流视角来看，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扩大他们的自主权，不仅要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更需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发扬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倡导争鸣、质疑、批判的科学精神，这是学术繁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钱学森之问”的根本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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