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的调任，与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号召，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一度引发外界对胡海峰仕途前景的各种夸张猜测。其实，外界之所以会对胡海峰的仕途作出过渡解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外界找不到政坛新生代的观察窗口，“新星在哪里”一度成为对中共政坛最大的疑问。
培养政治新世代对于中共而言，似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图源：Reuters）
近十年来，“干部年轻化”在中共政坛悄然刹车，导致官员平均年龄呈现出上升趋势。中共十八大之后，伴随着空前的反腐风暴，不少濒临退休年龄或已超龄的官员得以继续留用甚至升迁。但是官员的高龄化显然并非中共高层的人事调整目的。从6月29日召开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强调“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到7月2日要求新一届共青团领导班子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再到7月3日至4日在全国组织工会上要求各地“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一周内习近平的三次密集表态，显然从侧面表明中共高层要重新推行“干部年轻化”的急迫心里。
巧合的是，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的从嘉兴市委书记调任丽水市委书记的官方任命也恰好在这个时间段（7月2日）公布。一时之间，“胡海峰前途直通中南海”、“胡海峰有望跨入副国级”等标题出现在不少媒体的政治版面上。这种解读对于尚是厅局级的胡海峰而言显然为时过早。而习近平的密集表态，不仅彰显“干部年轻化”再次成为中共高层的案头重大事件，也是中南海执政者对于政治新世代脸谱的重新描绘。
“干部年轻化”悄然刹车
从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至中共十七大（2007年）之间，推行干部年轻化一直是中共组织部门的重要目标。及至2007年7月（中共十七大前夕），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7年，整个大陆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
当时中国省部级官员中“60后”逐渐增多（“60后”官员当时介于40岁到49岁之间），“60后精英”的说法在中共政坛出现。时任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等都是“60后精英”的典型代表。
但是伴随“干部年轻化”大踏步前行的不仅有政治精英，问题也随之出现：年轻化被演变为“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甚至违规用人、暗箱操作时有发生，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屡禁不止。
这一负面趋势引发中共高层的警觉。2010年12月17日的中国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批评：近几年，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县乡对官员任职年龄搞“一刀切”，45岁、50岁就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利于发挥积极性，也造成官员资源浪费。
就此，这种弊病丛生的干部年轻化趋势被中共高层强行“刹车”。
地方常委“老龄化”加剧
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上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打破延续多年的政坛“唯年轻化”倾向。最明显的政策信号是2014年6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时隔12年后再次修订。新版条例不仅增加了“以德为先”原则，还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
在此期间，不少濒临退休年龄或已超龄的官员得以继续留用甚至得到升迁。比如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2015年已届副部级官员退休红线60岁时，升任中共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同时晋级正省部级；和蔡奇同龄的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样在2015年实现从副省部级到省部级的跃升。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属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上遵循“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退出中共政治局常委，却在2018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超龄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这种打破年龄红线的人事任命方式，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经历反腐风暴洗礼的中共政坛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但也在“干部年轻化”停步不前的基础上加剧了政坛“老龄化”趋势。
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级组织部长的平均年龄是55.29岁。相比11年前（2007年7月的媒体统计数据）的47.7岁增加了大约7.6岁。
31个省级常委（包含年龄可查的戎装常委）的平均年龄是56.2岁，比中共十八大前夕（2012年8月）的统计数据增长了1.3岁。根据此前中国媒体统计报道的“再上一届（中共十七大前夕）地方常委平均年龄则更要年轻（相对十八大前夕）一些”的事实，可以发现，从十七大前夕到十九大之后，中共政坛的省级常委们不但没有继续“年轻化”，反而是平均年龄届届递增，“老龄化”趋势明显。
尴尬的政坛“70后”
最典型的对比是：胡春华38岁（2001年）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孙政才39岁（2002年）就当选北京市委常委，陆昊2003年任副部级的北京市副市长时更是年仅36岁。在44岁之前，周强、胡春华、孙政才以及陆昊都已晋升至正部级。
而目前中国大陆现有31省市的党委常委中只有两位“70后”，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诸葛宇杰（1971年出生），贵州省市委常委、秘书长刘捷（1970年出生），他们均在46岁调任现职位，步入副省部级官员行列。
在步入副省部级这一仕途“门槛”处，横亘在“70后”和“60后”官员群体之间的，是从36岁到46岁这整整10年的差距。对比有“破格提拔”机遇的“60后”一代，如今政坛的“70后”官员们，如何发力，才能追上“60后”们当年的升迁步伐？ 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不仅如此，“70后”官员群体数量不足也是一个让外界担忧的现实。因为目前而言，即便是放眼整个地方政坛和国务院中央部委，包含诸葛宇杰和刘捷在内，目前中共政坛进入副部级的“70后”也只有7人：他们是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1970年出生，43岁升副部）、银保监副主席周亮（1971年出生，44岁升副部）、中纪委驻银保监纪检组长李欣然（1972年出生，45岁升副部）、江苏省副省长费高云（1971年出生，46岁升副部），以及近期新当选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的汪鸿雁（女）。
不久之前有中国媒体的数据显示，即便将官员等级放宽到厅局级，比如将刚刚从浙江嘉兴市长调任丽水市委书记的胡海峰（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等官员计入统计范畴之内，目前的中共政坛“70后”也仅有50多人，这与16年前（2002年前后）上百位副部级“60后”（40岁左右）官员群体相比，显然差了一个等量级。
谁是“新星”？
而目前，如果要分析今天的中共政坛上，有哪些“70后”的官员会成为一方诸侯、甚至站在官场金字塔的顶端，似乎为时尚早，因为摆在他们面前还有近20年的官场历练需要完成。
不过赢在起跑线的“70后”总是更值得关注。
如现任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生于1971年10月，湖南永州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1990年代末就开始在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任职，并协助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王岐山处理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并伴随王岐山长达20年，可以说周亮具有丰富的金融改革方面的经验。
再例如现任银保监会纪检组组长李欣然，法学硕士。1995年8月参加工作后就任职于中共反腐部门，并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纪委锻炼。中共十八大后，李欣然出任中纪委第六、七纪检监察室主任。
与周亮同为经济学硕士的时光辉1970年1月生于安徽阜阳，曾长期在上海任职，是一名典型的“上海牌”官员。同样隶属于“上海牌”官员的诸葛宇杰也是70后中的一员，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
与周亮同龄的费高云是江苏人，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出身共青团系统，2014年1月正式走上常州市长岗位，时年42周岁，是当时江苏政坛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曾临危受命处理“启东事件”（因居民抵触排污设施引发的群体事件）。2018年1月31日，费高云当选副省长，成为江苏省首位70后副省长。
1970年出生的江西省委秘书长刘捷江苏丹阳人，系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早在38岁出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时，刘捷就已成为中国第一位70后省级政府组成部门厅（局）长；2013年8月刘捷出任新余市委书记，成为江西本省当时最年轻的地级市委书记。当地媒体解读称，“代表着年轻的70后佼佼者正脱颖而出走上政治前台，初试锋芒”。
从目前中共政坛“70后”乃至“65后”官员们的特征和经历可以发现，相对年轻的官员们呈现出如下特征：高学历（硕士、博士学位）居多、专业性（科研机构、高校、军工企业等）官员开始崛起。既有的政治标签比如海派、红二代、团派等越来越难以清晰地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属性。如何更准确地描绘出今后中共政治新世代的脸谱？或许，沿着习近平近期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这条脉络，能更准确地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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