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1）关于现代经济及其动力。
格林菲尔德教授认为，现代经济与前现代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经济追求持续发展，而前现代经济则是自给自足；现代经济是非理性的，而前现代经济是理性的。前现代经济之所以是理性，是因为在前现代的经济体系下，人们仅为了生存而生产，当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人们便会停止生产，享受生产成果。前现代经济因而呈现一个发展和衰落的循环。相反，现代经济以利润和持续增长为目标，人们为此不择手段，不惜牺牲自己愉悦轻松的生活，变成工作狂。但是，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经济中人们不理性的行为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解释道，“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格林菲尔德教授部分同意韦伯的分析，即新教改革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对经济行为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她认为，韦伯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受新教影响，为什么荷兰没有率先成为民族国家，而是英国成为了民族国家。她认为，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历史上，英国是在民族主义诞生后，才把经济发展当成是确保民族成员尊严和国家威望的主要手段，因而不断发展经济，导致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与民族国家。
（2）沿着上述判定，格林菲尔德教授从观念层面考察了Capitalism一词的缘起及其在英国、荷兰的不同意涵。她谈到，“capital”一词起源于16、17世纪的荷兰，最早被用来形容能缴2000盾以上税的富人。
这一词和其最初含义后来传到英国，被英国人采用。然后，当这一词传入18世纪的法国时，却被当时的法国贵族拿来形容靠自己挣钱致富的商人。这群商人因出身微寒，受到贵族的鄙视。因而，资本主义一词在法语里带有强烈的负面含义。法国贵族对金钱的鄙视还与天主教有关。在天主教的传统观念中，金钱是一种罪恶，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法国的天主教徒因而不注重经济生产，鄙视金钱和商人。与天主教徒相反，新教认为教徒死后是否能进教堂是靠救赎，早已命中注定。韦伯因此认为，新教徒需要通过不断追求财富、为上帝服务来证明自己早已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新教伦理成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鉴于此，格林菲尔德教授提出不同的假设。她认为，同样是新教国家，16世纪的荷兰虽然拥有比英国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其经济却最终没能飞跃成为现代经济；相反，经济实力较弱的英国却在16世纪后期后来居上，成功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霸主。这其中原因定然不是因为两个国家共有的新教伦理，而是因为16世纪的英国产生了民族主义，而那时的荷兰则没有。这一理论与案例阐释，回应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命题，与韦伯的回答不同， 格林菲尔德教授不是把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以西方社会理性化的外在形式所昭显出来的新教基督徒的个人文化精神，而是把它归结为一国内部整体的民族主义。她认为民族主义即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动力。
（3）国家竞争与民族尊严的问题。
她认为，民族主义在英国的诞生使作为根本上平等的民族成员的英国人民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人们一旦获得尊严，便无法舍弃尊严。为维护作为民族成员的尊严，人们需要维持人民主权的完整和自身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平等关系。人们因此乐于增强民族的威望并开展国际竞争。由于历史和文化特征的差异性，每个民族所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为在与其他民族竞争中能成功胜出，各个民族都会理性地选择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与他族相较量。在英国的案例中，由于经济发展是其可以与他族抗衡的领域，英国在其民族主义诞生之后便迅速发展其经济，赶超荷兰成为海上贸易的霸权。与英国不同，俄罗斯和法国则一直没有主动在经济领域与他族竞争。历史上，俄罗斯更多在军事和艺术等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而法国也更多傲娇于其高雅文化和艺术。
波士顿大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讲座现场
最后，格林菲尔德讨论了经济霸权、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她认为，资本主义不与特定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自由主义相联系。在国际经济领域，只有经济占霸权地位的国家才更推崇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因为其在经济竞争中的胜算更大，所以全球化更符合经济霸权国家的利益。从历史上看，荷兰是前现代国家中最赞成自由贸易的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先有英国在成为经济霸主后倡导自由贸易，后有美国在二战后崛起，取代英国的经济霸权后才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而现在美国保守主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其经济霸权面临挑战。同时，她指出，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并不正相关（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指数并不比一战之前高，而目前的全球化不仅没有使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紧密，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冲突。
严庆教授、王军教授、吴月刚教授分别就“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民族国家获得威望的途径除了竞争是否存在合作维度”、“民族主义在印第安人中的传播及其影响”等问题与格林菲尔德教授进行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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