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期间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快速提升经济体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成长的烦恼"开始渐次出现，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摩擦已在7月初打响。对于未来事态进展，记者采访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胡永泰。他认为中美贸易战是暂时性问题，为此中国可能会放缓内部经济改革的步调，但是不会影响其总体布局。
胡永泰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在日前的采访中，他回应了来自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与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关系，并解释了一个强势的中国政府如何发挥其作用的。
贸易战对中国内部经济改革的影响有限（图源：VCG）
记者：改革开放40年后，对于中国进一步开放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呼声高涨，其中加快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景有何预期？近期中国股市低迷，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会对金融开放产生怎样影响？你对此有何判断？
胡永泰：首先，近几天人民币出现贬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股市确实会时高时跌，因为有不可预料的暂时性事件中美贸易战的出现。但我并不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持续很长时间，在两国贸易对峙的过程中，出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等现象是非常自然的，毕竟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对美出口量自然下降，人民币受影响是正常现象，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永久性的。
中国国内想要在诸多领域进行改革和开放，这不仅和外部的因素有关（目前主要是中美贸易战），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内。就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那样，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进行意味着做出暂时性的牺牲，以换取更广泛的、永久性的利益。中国的去杠杆化以及削减债务等措施, 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下调。但在我看来这是好事，经济增长放缓毕竟是暂时的，而通过禁止给僵尸企业贷款，可以对这些企业进行整改。当然这也会迎来阵痛，如僵尸企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这对全世界的政府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见结构改革是伤筋动骨的，但若是不改革，那么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会持续低迷。
中美贸易战自然也会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暂时的影响。也许贸易战吹响号角后，中国的去杠杆化会稍微减速；但若中国政府决定不减速，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迟早都是要经历的，即便中国政府现阶段放宽货币政策，也不意味着就此放弃对高额贷款的限制，那只是因为贸易战而暂时做出局部调整。
记者：既然你认为中美贸易战会推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那么是否会倒逼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改革？
胡永泰：中美贸易战令我感到非常惊讶，就是为何会在此时爆发，而非十年之前。我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对峙一直在上升，但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中国在同意其攻打阿富汗及恐怖主义问题上投票，并且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配合。其实贸易战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只是中国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作为美国的战略伙伴，所以美国一直没有对中国开展贸易战。
但是现在双方贸易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中美关系不是完全的竞争对立，也不是完全的伙伴关系，而一直都是两方面共存。现如今，战略竞争关系的部分已经远远超出战略伙伴的关系，如果贸易战得不到妥善解决，我相信中美两国都会损失惨重，而且国际社会也会受到波及，所有东南亚诸国都会受到牵连。由于目前的产业链结构，如果切断从中国的贸易出口，就相当于同时切断东南亚国家的生产，这就是我们说的"附带损害"。
如果中国的出口长期受阻，那么就要考虑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迁移到别的国家生产，这就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重组。贸易战的根源便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长期存在，这种紧张是由贸易不平衡、技术转让及国家安全造成的，若想缓解贸易战，便需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一个一点，就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冲击。他本身对现存体系来说就是一个冲击，至少在过去的3年来说是这样，虽然特朗普冲击很难具体来谈，但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冲击对于贸易战的影响也是暂时性的。
林毅夫主张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图源：新华社）
记者：你如何看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配合，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历来主张限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改革开放2.0"的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如何互动是否仍然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
胡永泰：我认为要么一要么二的选择有些教条。客观地说，我认为在运作成功的国家，有为政府及有效市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支持大学里面的基础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无法在短期内做商业性的推广，而这时由政府出资是再合适不过的。而对于政府是否应出资支持某个具体的企业，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若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大的金融市场来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政府便会在其中适当的角色，而重点便是政府具体要如何操作。
如果政府为企业长期提供资金，那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政府无法像企业那样因为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而得到政府资助的企业所承接的项目一旦失败，便会将原因转接到外面的因素，并继续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资助，如此政府便被企业绑架了，可见有为政府是在为企业的失败买单。
我认为即便政府扶植某种新型产业，也需要有个期限。就像养小孩一样，可以抚养小孩直到他成为大学生至多研究生，若是他工作之后家长还承担孩子的一切花销，这也不太正常，孩子的成长也会脱离正常的轨道。所以本质上的问题是，政府对企业的资助需因时而变。
有些人认为政府不应在市场中发挥作用，这明显不可能，即便美国这样的国家，政府依然是基础科研领域的主要投资方，如医药、互联网新兴产业。对于林毅夫的主张，我猜不出有为政府介入到市场中的界限在哪，因为林毅夫在不同的场合所表达的有些出入，所以他所主张的有为政府底线在哪里，我并不明白。
但是单从理论方面来讲，林毅夫的说法肯定是对的，但不能只讲理论，最重要的是如何实施，以及政府何时、如何从企业撤出。政府从企业撤出的方式，需要有一套制度及流程，例如，项目为期多长时间，政府出资多少，若是项目仍不成功，企业则需出具独立的评估来说明失败的原因，毕竟其他国家也会有类似的企业，所以需要进行对比，找出项目在中国得以成功或失败的关键，这才是最客观的做法。
两方学者进行辩论并没有什么看点，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政府对市场的有效介入的界限为何，如果一个企业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那么政府就无需做过多的投入，如果企业无法独立存活，那也没有被拯救的必要。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了解英国的大学之后会发现，几乎多有的大学都是公立的，法国的私人学校也为数不多，而美国享誉世界的重点学府都是私立的，如哈佛、耶鲁、斯坦福，但在西部还是有很多好学校为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威斯康辛州的大学，而公立大学与私人大学之间的竞争就是保证美国教育体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原因；日本的情况也相似，公立的东京大学位列第一，但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也毫不逊色；韩国最好的大学是国立的首尔大学，但私立的高丽大学及延世大学几乎与首尔大学齐名。
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允许私人建立学校，才得以创新的方式促进良性竞争，但反观台湾，最好的大学是台湾国立大学，并没有可与这一大学一较高下的私立大学存在，因为台湾政府管的非常严，由此可见，一旦政府对公立大学实施过度监管，这些大学对社会的推动力便自行减弱，所以才要有竞争机制的存在，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目前的模式更加倾向于台湾省，是否应该借鉴日韩的模式？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