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之后，今年3月该书的部分作者又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的专书，这本书一上市不仅吸引大量媒体的关注，也引发国内外的热议。大家普遍关切的焦点是放在作者写作本书的目地，到底是为了再次宣扬中国式的「爱国主义」，还是要在经济大潮中透过意识型态商品化进行投机性的「持剑经商」？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的两个时代，它们有着绝然不同的背景。1990年代中国大陆正要从六四事件之后全球围堵的氛围中脱困，所以面对当时全球普遍瀰漫的「中国威胁论」，让大陆人民有着很深的焦虑感，这也是形成中国要寻求崛起的最大阻力，所以当时《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可以透过宣扬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凝聚民气，也可以让世人思考到「中国不高兴」的后果。
只是，在2008年以后，中国大陆经历了北京奥运的荣耀，也在紧接而来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展现了中流砥柱的气势，全球对中国大陆的期待不再是围堵，而是希望他们走向世界，共同为世界的金融灾难贡献更大的心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大陆再打出「爱国主义」，再以网路民族主义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做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礼品」，那麽中国的崛起只会变成另一股全球经济灾难的「祭品」。
就以《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所提出的部分内容来看，作者不但提出要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还说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衆排除在外；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另外书中还提出要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还要有明确的实行「惩罚外交」等概念，这种源自晚清以来中国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慲记忆，显然和当代世界追求和平共荣的价值不同，对于中共讲求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也形成背离的现象。
就以刚刚结束的伦敦G20高峰会为例，在全球金融海啸仍然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各国所期待的不是谁来领导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是否能够携手对抗金融海啸的问题，在这一波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大灾难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利用这次的危机去获得「领导世界」的机遇，包括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更难以独力的藉由这次经济危机来重塑世界秩序，所以透过多边合作，让全球共度难关，才是因应当前危机的最大力量。
因此，《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以关起门来写书，却不能关起门来看世界，意识型态商品化可以当成赚钱的工具，却不能当成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就是中国既不能因为不高兴而实施「惩罚外交」，国际社会当然也不会容许中国利用「惩罚外交」崛起，这虽然不是定律，但起码是全球的共识。
王崑义: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国立台湾海洋大学通识中心兼任教授，专书着有《台湾安全的拱心石》（合着）、《中共对台舆论战》、《城乡裂变与中共的农村改革：结构制度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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