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江苏省镇江市、河南省漯河市和四川省中江县，陆续爆发退役军人抗议事件，原因是待遇不好、就业前景不妙和福利费不足等。这虽在海外舆论场引起较大关注，却在中国大陆遭到严厉管控，除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他个人微博呼吁国家“体恤抗议者，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之外，几乎看不到更多信息。
其实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社会转型、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超大国家来说，再也正常不过，执政党无需紧张，根本没必要在舆论层面严防死守。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执政党取得的巨大成绩，和2012年新生代领导层上任后透过积极有为凝聚的人心，绝不至于说因为一些抗议就会烟消云散。中国人并不是喜好闹事的性格，多数人都明白事理，只要执政党认真倾听抗议者的声音，积极回应他们的正当诉求，一般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况且今年党政机构改革时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用意正是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既然如此，遇到涉及退役军人的抗议事件，完全没必要管制过严，正常途径公开解决即可，否则既可能会火上浇油，令矛盾愈演愈烈，又可能让人疑虑执政党解决问题的诚意，得不偿失。
中国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退役军人的问题，因此不妨更自信更开放地面对退役军人的诉求（图源：新华社）
遗憾的是，诸如此类言论管制收紧的情况非但不在少数，而且屡见不鲜。从2013年宪政大讨论遭遇封杀、2015年主持人柴静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被禁、2016年雷洋案的舆情管制，到去年三位乒乓球国手集体退赛事件发生后网上质疑声音被大举封杀、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遭删帖、北京粗暴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时的网络删帖，再到前不久北大教师性侵案、鸿茅药酒事件等发生后的舆情管制，莫不是备受争议的言论管制收紧案例。而且这些案例可能只是被曝光的，更多具有争议性质的事件也许消息尚未被曝光就已遭封禁，但即便如此，也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近些年以来，与中国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执政党公信力不断提升相违和的是，言论管控不仅未如许多人所呼吁的那样走向开放，反而日趋收紧，令不少人或多或少都能有所体会。无论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言论阵地新浪微博在严厉管控的高压下日渐噤声，一些学校课堂陆续开始安装的监控探头，还是愈发严格的图书出版和新闻审查，抑或严格的互联网舆情监管，都是言论管控收紧的具体措施和有力例证。
2017年中国三位乒乓球国手因为抗议总教练刘国梁明升暗降而集体退赛，一度引发舆论轩然大波，却未料迅速遭到封禁
这些接连发生的被删帖案例和日趋收紧的管制措施，堪为执政党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多数人都能在无形之中感到一股压抑，他们难以理解在今天中国已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共产党民意基础颇为稳固的大背景下，为何言论管控会逆着整个社会持续进步、不断朝向治理现代化的方向而变得愈发保守？执政党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如此，一些机构为何要对人民收紧言论？更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由此感到失望，并对执政党正在推进的深化改革产生疑惑。
对此社会上流行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建基于新权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情复杂，人口规模庞大并且内部高度分化，不同阶层、区域、派别的人群之间的认知杂乱，撕裂严重，难以建立起码的“重叠共识”，加之旧有思想理论体系缺乏感召力，一些机构的管理过于僵化和八股，若在此情况下贸然放开管控，可能造成极端观点盛行，公共讨论被少数“狂热分子”劫持。须知，连体量有限的港台公共讨论都时常被激进声音操弄，何况情况更复杂、公共讨论更不成熟的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时期，特别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积极有为、大开大合和全面深化改革，令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的利益关系和结构都在进行深刻调整和范式转移，对于稳定政治秩序和有序公共舆论的要求极高。在这一点上，不少人认为，邓小平当年在启动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注重维护稳定和秩序即是例证，而法国和苏联均是因为在改革和社会快速变化过程中未能有效掌控局势，进而诱发法国大革命、苏联解体，则是最深刻的前车之鉴。
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历史教训是，在国情复杂、公共讨论极不成熟的中国，管控失序的后果非常严重（图源：VCG）
另一种解释是认为中共一些机构依然受专政和官僚主义思维束缚，不适应日益多元的互联网时代，习惯于将笔杆子当枪杆子用，为了维护一时之稳定，不惜采取简单粗暴的封杀手段来对待社会争议话题和批评声音。这种解释一是因为中共系一个脱胎于列宁主义的政党，尽管现在已祛除许多列宁主义的斗争印记，不断向执政党转型，但还是有不少包袱。二是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人治官僚主义思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尚未被完全清除，容易造成权力的傲慢和任性。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受到“宁左勿右”官场文化的诱导，更是容易造成管控收紧。
显然，以上两种解释都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今天中国的言论管控现实。其中前一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如果执政党真是出于秩序考量才不得已收紧管控的话，的确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但也有待商榷。这是因为言论管控收紧的弊端非常明显，不仅会引起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激化执政党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且会削弱社会监督，不利于执政党自我纠偏，造成公共政策制定和推进缺乏必要的人民共识和精英共识。虽然说为改革和发展提供稳定秩序的考量具有某种正当性，但收紧管控并非长久之计，隐患太大，容易造成社会高度敏感，一触即发。正如《国语·周语上》所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过于管控言论的结果是怨言不断累积，一旦到达某个临界点，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如果真是出于此种考量，那么应该明白这只是国家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绝不可过于依赖管制，而是要有与危机赛跑的风险意识，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
如果是后一种解释即专政和官僚主义思维造成的管控收紧，那么更应该及早解决。因为保持稳定秩序的考量，许多人或多或少还能理解，但如果是专政、官僚主义思维以及“宁左勿右”造成的管控收紧，则不能获得任何理解和同情，反而会招致不满和愤怒，破坏执政党形象，损害习中央过去几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公信力和政治权威。毫不夸张地讲，专政、官僚主义思维以及“宁左勿右”都是历史遗留的负面资产，是今天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亟须拔除的毒瘤。
要知道，经过习中央2012年以来的积极有为，中国已于去年中共十九大上宣告进入新时代。对于新时代而言，专政、官僚主义思维和“宁左勿右”都是过去管制文化留下的陈年弊病，与新时代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完全背离，理应尽早解决。至于为了保持稳定秩序而不得已造成的管控收紧，也应本着“第五个现代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量，在稳定秩序和开放社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逐步、有序地逆转过去几年的收紧趋势，让新时代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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