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4月以来，大陆大学校园内陆续发生几起教师因言论问题遭检举的案例，这些事件多以教师被解聘、甚至撤销教师资格作结；大学校园应该充满活力、创意、开放与多元，然而现在大陆大学却似乎逐渐地失去了这些声音。
北京建筑大学许传青教授因课堂上的争议言论遭到校方处分 （图源：北京建筑大学官网）
首先，北京建筑大学许传青教授2017年9月18日在课堂中，将中华民族比拟为劣于日本人的次等民族，遭学生举报。
北京建筑大学在2018年4月25日的最终处分书中，称此事“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将其言论定性为“教学责任事故”，并以行政记过处分之。
再来，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因评论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等人大修宪案、并介绍他国政治制度等遭学生举报。
该校表示，翟某是因“在课堂上违反课堂纪律、讲授错误观点、发表不当言论”等产生错误影响而遭处分。
翟桔红不但被记过、开除党籍并调离教学工作，还被提报注销教师资格。
更近的案例，则有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因在课堂发表异议言论，遭举发并被厦门大学解聘；2018年7月6日，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王刚被校方解聘，校方表示王刚“违反劳动纪律、迟到早退、言论违反师德”，因而对其做出处分。
不过，王刚则认为，其组了“中国百姓维权”和“上海百姓维权”等维信群、又曾在文章中号召移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有民主宪政、以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等，才是受打压的主因。
事实上，针对党内干部、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的言论控管案例，在中共的历史上实属平常。
1940年代“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因发表《野百合论》，批评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重大罪名，并于审干过程中遭到迫害致死；1956年中共发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表面上号召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尽情表达疑问、找出问题、发表意见，然而最后却变成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许多知识分子与党内高干被打成右派，撤销官职、屈打成招甚至失去生命的案例所在多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大陆所造成的伤害与影响已无需赘述；就算中国大陆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政治上又相对开明时，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也因力图在该校实施民主办学，主张“大学独立于政府”、引发“八六学潮”，被中共开除党籍并撤销职位，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中共同意下前往并滞留美国至过世。
由这些案例可见，压缩言论自由、管控知识分子声音，是中共为顺利统治、安定人心之一贯手法。
不过，中共不时也需让受到压抑的民意有释放的出口，因此会在某些时间放开原有的枷锁；一旦这些言论发展到中共认为有碍政权稳固的程度时，又会再度收紧束口。
外界常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过程来看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而这种循环似乎也能解释言论自由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大陆宪法中，“言论自由”是白纸黑字受到保障的；然而，在中国大陆的体制运作中，因领导人而异的社会自由空间，仍旧是其社会特色之一。
习近平曾要求全面封杀“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等四种言论，然而要如何定义这些言论、由谁来解释？
都存在很多问题，更有很多“人治”色彩在其中。
刘晓波遗孀刘霞近日重获自由，获准前往德国展开新生活 （图源：AFP）
最近，刘晓波之妻刘霞结束遭监禁的日子，重获自由飞往德国；两天后，长期主张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政治犯秦永敏，却又遭判13年。一个是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遗孀，另一位则是知名度低、已坐牢逾20年的政治犯，两相比较，更可看出中国大陆可以任意诠释言论自由、当局可因各种理由拘捕判刑、也可因各种诱因撤销罪名或网开一面。习近平新时代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为了发展与社会稳定而压缩的言论自由空间，面对着进步的科技及多元的社会浪潮，一味压缩与封堵，最终只会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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