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美国不许这三大忧虑蔓延

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第一枪。是什么力量让中美“反目成仇”，从合作一步步走向对抗的？的贸易大棒执意对准中国，日前，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日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美国对中国三大“恐惧”。

胡永泰在全球化智库（CCG）发表题为“美国视角：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部经济争端的回顾与展望”的主旨演讲。

胡永泰认为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渐加剧的三个担忧：

中国在偷走美国工作失业，因中国要求技术战争／知识产权保护转让缺乏而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正形成威胁。

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呈此消彼长的态势（图源：VCG）

“战略竞争对手”取缔“战略合作伙伴”

中美关系一直是“战略合作伙伴”与“战略竞争对手”的结合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illiam Clinton）一直坚持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鲁宾（Robert Rubin）成为首位不站在国家安全立场而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并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然而在2000年，时任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John Bush）却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因为彼时的9·11事件，美国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领域的配合以巩固其世界地位，所以两国之间并未发生龃龉。但由于导致中美紧张对峙的原因仍未得到解决，所以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几率逐年上升，直到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成功后，“竞争对手”的言论则占了上风，特朗普频频对中国贸易出招，而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背后实则是美国对中国日渐加剧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在“偷走”美国工作，因中国要求技术转让而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以及美国所感知到的中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透析人民币升值背后的谬误逻辑

第一个担忧--中国偷走美国就业。这种论调发起于1994年，并变得日益普遍，美国就业问题被认为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而美方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补救。美国方面认为，目前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5%，同时中国央行又通过外币储蓄干预人民币汇率，最终导致贸易逆差问题越来越严峻，美国国内就业机会流向海外。美国财政部每年都会对中国是否操纵汇率进行研究，因为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途径。

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汇率只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其中一个因素，任何人民币升值都不可能改变多级世界的现状。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实施广场协议后（Plaza Accord），日元升值，美国减少从日本的进口，但同时，从其他国家购买了很多，最后导致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还是基本保持不变。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背后的两种汇率理论，即莫里斯o戈斯坦德计算法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法（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都不能合理地算出实际汇率。

中美两国社会及经济体系中存在结构性缺陷

因为要看人民币多大程度被低估，需要知道汇率均衡。根据均衡价格即等于市场清算价格的定义，前者错误假设了中国的经常账户为负，后者则通常会高估实际汇率且与市场清算价格无关。

实际上，中美贸易失衡源于中美两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对于中国来说，薄弱的不充分的社会安全网络提高了储蓄率，而同时功能失调的落后的国家金融系统无法能将多余的储蓄引向国内投资。另一方面，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和频繁的减税政策也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而无效的就业保障和低效失业人员社会保障计划更使人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意见越来越大。推动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问题，还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转移中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消除纠正中美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的缺陷。因此，要想解决贸易顺逆差问题，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汇率提升上面。

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之争

第二个担忧，中国和美国间的知识产权之争。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将技术转移作为外商合资企业进入其大型市场的必要条件。当美国公司同意时，他们的产品通常会获得高额垄断价格，这是一个商业上的“愿买愿卖”的交易，就像沃尔玛从其供应商获得“批量折扣”一样。现在对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抱怨主要在于，他们放弃了技术秘密后，实际上产品却在以更低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出售。最终，许多美国企业开始抱怨这项政策，他们的主张是：放弃知识产权，实际上等同于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然而，在中国，这些产品通常享有垄断价格，这一点实则削弱了美方的论点。虽然如此，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反对之声也不应该置若罔闻。如果欧洲和日本等G7国家国跟随了美国的脚步，开始抵制中方利用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加速技术赶超的行为，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其市场地位，结果不容乐观。因此，中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举措来实现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加强技术发展，在高校设立研究中心等等。

除此之外，美国还抱怨中国政府对新兴产业所给予的补贴政策，如廉价土地、税收优惠和进口壁垒等，因为中国目前仍被定于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措施获得了WTO的许可，但是中国政府在帮助华为、百度等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这些补贴也深化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倾销、僵尸企业和鬼城等现象。因此，中国应该缩减相应的贸易补贴，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市场中的良性竞争。

印度正在迅速追赶中国（图源：VCG）

多极世界再无国家可一家独大

第三个忧虑，在国家安全方面，近年来美国深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也是政府如此积极保护最前沿的知识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自今而后，国际社会不再可能出现一家独大的形态，因为随着中国的壮大，印度也在全力发展，1984年的改革之后，印度开始沿着中国的发展脚步迅速赶超。尽管中国不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霸主，但美国仍然掉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的地缘战略感到威胁担忧。

胡永泰对此指出，从前英美都曾做过世界霸主，而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重现历史，掌握全球。随着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霸权时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重叠的势力范围将深化经济和政治摩擦。因此，全球的发展繁荣需要各地区的领导者维护并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这就需要合作伙伴，而合作的前提则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在如今这个阶段，中美两方同时感到威胁，双方如何建立安全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CFIUS指南亟待改革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改革指南中，提出了两点针对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建议。第一，禁止向中国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第二，限制与中国的企业和学术领域方面的合作。胡永泰认为，这两点建议不仅过于宽泛，无法运作，并且十分浅显和短视，因为短期看，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从短期看可能通过“零和”来实现，但从长远来看，中美两方的经济竞争是共赢的，并且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竞争，而美国把这两点搞混淆了。

对美国方面的建议

对美国来说，第一，应当放弃“人民币升值”，并认识到调整美国政策内结构性因素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真正办法。第二，发动通过G7国家共同反对中国利用市场力量促进其技术发展，并监督中国使用WTO许可框架范围内的生产产业激励政策激励措施。第三，通过改革CFIUS，增加其影响力和说服力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审查外资企业在美设立的研究中心；由破产法庭收购美资企业；将其业务范围列入技术列表，明确审查范围和技术清单并持续更新等。

中国需要做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需做出同等努力。第一，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强社会保障网的建设。第二，从产业政策方面，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获得技术的行为，并加快提升研究发展能力的提升；削减缩减贸易补贴，降低企业软预算约束能力。第三，设立相应的类似CFIUS的审查机构，并保证执行运行方面的透明度。他还表示，中国也要注意在更多领域稳步给予外国公司以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