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今天经济需要风险防控，中共内部已经达成共识，态度基本一致，两派官员的观点不同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国企改革，经济刺激等政策上，在一些处理手法，程度上，有部分的分歧。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金融治理团队重组，形成以中国副总理、中财办主任刘鹤为主导，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的新一届团队。7月2日，新一届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会议，分析人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金融委，实际上就是今天中国在执行层面最核心的机构，而这个机构中的成员，也就是未来几年将主导中国金融改革和监管的中国官员。除了刘鹤和易纲外，还有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副部长刘伟。
从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层面，实际上一直事件不断，从“李克强经济学”热炒一时到销声匿迹，从国务院会议刚刚确定中国经济“V”型走势，到随后《人民日报》刊文称“权威人士判断L型”；从上海自贸区轰轰烈烈推出但是改革成果未达到外界预期，到国企改革“做大”还是“退出”之争；从中国股市接连发生股灾，到互联网金融进入发展瓶颈期，P2P公司接连“爆雷”倒闭……过去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波折，丝毫不逊色于政治、外交等领域。
事件如此之多，频出不穷，中国体制内一直有风声传言，称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团队，实际存在两派声音，一派是以传统中财办，财政部出来的“老财政”，“刺激派”（曾在胡温时期协助温家宝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一派是有留学经验，出身传统该金融机构的技术派。这两个“派”，并非是传统西方认识中国政治的，由权力斗争延伸出的“派系”，而是纯粹的因为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执政履历而衍生的政策、观点之争。据传，面对中国今天经济需要风险防控，中共内部已经达成共识，态度基本一致，两派官员的观点不同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国企改革，经济刺激等政策上，在一些处理手法，程度上，有部分的分歧。
从权威人士到国企改革 政策冲突不断外界首先关注到这种分歧，是在2016年，该年2月份，中国国务院领导人频频针对出现下滑迹象的中国经济，提出S曲线理论。他当时表示，只有让新经济形成新的S曲线，才能带动起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但是随后，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刊发了匿名“权威人士”解读中国当前经济的长文《开局首季问大势》，话题涉及中国当前发展、改革、财政、货币等多个经济领域重大方向性问题。
《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访谈，对中国经济当前的判断并不乐观，“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除了对于经济趋势表述不同，当时《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与国务院系统在“双创”和新经济以及“强刺激”有不同的表述。
“权威人士”认为，要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造成短期兴奋过后经济越来越糟；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不能也没必要用加杠杆的办法硬推经济增长。
如果刘鹤与易纲二人能够好好配合，相信凭借他们的经验和学识，有能力化解今天存在中国体制内部，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之争，观点之争（图源：Reuters）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刊登后不就，李克强便在讲话中表示，近几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传统动能减弱，我们没有搞“强刺激”，而是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是对“权威人士”的回应。
更为直接的案例，同样在2017年7月份，该月4日，中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获悉了中国高层领导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的指示和批示。
一份指示中呼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而另有一份批示强调，需要对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在改革国有企业时要“遵循市场规律”。这样一些官员依然感到困惑。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一名参加研讨会的官员在随后称，上层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每个人都在等着看其他人怎么做。其结果就是“无所作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双创”、“互联网+”和“棚改货币化”等问题上。不过如前文所言，在防范金融风险这个主要核心问题上，中国体制内的共识是一致的。
出身不同 观点不同分析人士称，这种“矛盾”之所以存在，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管理团队的成员，分别出身于不同的机构，因此对于某个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例如国企问题，有着更多治理经验的官员，会更加注意国企的“政治属性”，重视国企作为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压舱石的政治任务。而经济技术官僚，则更倾向于用更加大胆的举措改革国企，发挥市场活力。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对与错，只是站在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去思考这个问题，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就要采取不同的举措。
比如2014年，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7.4%，低于政府的7.5%增长目标，为2012年三季度以来最低季度增速。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决策层试图描绘出的景象是：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各部委对现行的“微刺激”政策上是团结一致的。但《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消息源称，央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对如何刺激增长存在分歧。他们曾对此激辩，焦点为是否应该降息。
作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多得的技术型官员，易纲任中国央行行长，说明了中国意识到在经济议题上必须倚重技术官僚（图源：VCG）
这种讨论甚至一直延续到2016年，2016年8月3日，中国发改委发表的政策研究室文章中，提到“择机进一步实施降息、降准政策”字样，但是仅仅几个小时后的当天下午，这句话就被删除。
同一天傍晚，中国央行网站发文说，2016年央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称，“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会“灵活预调微调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水平”。财政部一位官员说，目前单纯的货币政策效应已经甚微，“大家更寄希望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提振经济，或者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删文可能是由于媒体的过度解读或市场的敏感反应。”其否定降准降息的口径与央行相近。
但是，8月26日，发改委网站继续刊发分析文章说，目前融资成本较高，有必要降息，一般存款准备金率也较高。“既然中国不存在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为什么不直接降准降息呢？”总而言之，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在宏观问题上，各机构，各部位都有一种共识，但是越到细节领域，矛盾和分歧就越大。
矛盾一直存在 共识已经达成其二，这种矛盾的出现，也与“权力”息息相关。更具体的说，梳理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路程，中国政府内部，有财权的部委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
例如，中国财政部通常主张分权，分出类似金融国资委类的职能部门，而央行等部委则主张合权，因为权力分散影响政策与业务执行。
而且相比其他部委，中国央行一直对刺激经济持更谨慎立场。《华尔街日报》称，但是在经济政策辩论上，央行话语权不及商务部，发改委等制定国有企业政策的关键部门，当然，这种情况在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渐渐发生了变化，央行的话语权还在不断的上升。
2018年之后，随着机构改革推进，曾经掌握审批权的发改委，权力逐渐削弱，但是中国财政部的话语权也并不高，分析人士认为，财政部的失势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则是中国预算体系执行上的不协调。发改委坐拥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权以及重大项目的审批权，但却没有足够的财权。政府的财源走的是预算通道，财权掌握在财政部（拟定预算计划）和人大（审议并通过预算计划）手里。财政部近期大规模人事调整令外界推测该部门将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绝对主导。但内部人士透露，财政部只是执行单位之一，与央行等部际矛盾难解，且涉及地方财税收入纠葛，“不要说绝对主导权，连主导权都未必有。”当然，要证实的一点，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即使是在十八大之前，只要涉及到经济领域，涉及到财权，税权，部委与部委，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有理由相信，今天主管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刘鹤和易纲，有能力，有魄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20年前刘鹤、易纲还都是财经部门官员，刘鹤主持着局级的国家信息中心，易纲是从央行货币政策司长升了央行行长助理。两人在一次理论论战中，惺惺相惜，由此结缘。2013年刘鹤出任中财办主任后，不久就向习近平提出要易纲兼任该办副主任，任其金融副手。
从二人的履历可以看出，刘鹤有着丰富的履历，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信任，而在刘鹤身旁主掌货币政策的易纲，则是中国央行系统内第一个“海归”官员，过去近10年多次陪同周小川亮相国际舞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20国集团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等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作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多得的技术型官员，他的出线，说明了中国意识到在经济议题上必须倚重技术官僚。就曾有央行内部人士表示“只能说时势造英雄，除了要考虑政策的延续性，行长位置最重要的特质是国际化，这越来越重要。”如果刘鹤与易纲二人能够好好配合，相信凭借他们的经验和学识，有能力化解今天存在中国体制内部，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之争，观点之争，能够帮助中国在目前内部经济结构转型，外部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大局势下，逆势而上，轻舟可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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