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断警示金融风险之后，半年来中国政府大刀阔斧“去杠杆”，这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引发持续政策分歧与争端。北京时间7月13日，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罕见“炮轰”中国财政部，从而揭开了中国政府内部金融与财政两大权势部门政策与权势纷争的盖子。而伴随着中国债务到期潮的此起彼伏，中国前总理温家宝4万亿救市迎来它的十年大考。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任上推行的4万亿救市政策引来持续反思（图源：新华社）
中国到期债务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徐忠7月13日公开发表在新媒体微信公号“华尔街见闻”的文章，矛头直指中国财政部。文章批评指，在金融部门积极主动“去杠杆”、解决中国债务问题之际，中国财政部却消极不作为。对此，徐忠用语罕见犀利，“用我一位同事的话讲，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政策裹挟权力的复杂争端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止2017年，包括国企负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中国宏观债务，目前已经升至GDP的260%高位。这当中，据中共财经官员爆料，中国国企负债约为95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地方政府债务也逼近40万亿元。
而上述中国地方债40万亿元，指的是“明债”，尚不包括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隐性债务”。名目繁多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到底有多少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此前演讲称，“从调研过的地方来看，至少不低于‘明债’，有的达到3倍”。
对这一令各方头疼至极的债务问题，几年前，财政系统就表达了不满，“屎又不是我拉的，现在擦屁股要我来”。说的是，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有的是市长直接负责的，有的是地方国资委负责的，很少有是财政系统负责的。财政系统一直以来较有纪律。现在闹出这么多问题，来收拾残局的却是财政系统，而财政系统欲图整顿，但权力根本不在财政系统的手中。
7月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授权刊发了《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已先后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该“金融新政”的核心实质之一是，中央政府将金融资源配置权从地方政府手中上收并交予中国财政部。
但这一财政部收权却引发金融系统的不满。不满根由，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炮轰中国财政部的文章中有详细罗列。
第一，对于中国财政部将金融国资收入囊中、履行出资人职能，徐忠称一是要充实资本金，二是提高金融机构治理水平。然而，财政部并未向金融部门注资，徐忠因而批评道，“如果光是派人、给国有金融机构当‘婆婆’，不能改善公司治理，我估计将来中央可能需要出另一个文件，授权人民银行或其他部门来履行出资人职责”。
第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财政部的财政纪律与预算管理，徐忠称“必须看到的是，高杠杆仍是当前风险的集中体现”，“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的加杠杆行为是高杠杆风险的源头所在”，“背后的原因很清楚，主要是我国的地方性政府债务信息并不完全透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背后往往隐含着政府信用担保和兜底预期，处于一种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模糊地带，属于准政府债务”。
徐忠言下之意，是中国的债务问题表面看是个金融问题，即金融部门没有控制好金融风险，将大量贷款给了没有前景没有需求不会产生利润的项目；其实质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财政问题，即政府信用担保和兜底预期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盲目上项目盲目举债，金融部门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一盲目举债的冲动。
温家宝4万亿救市的经验教训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席卷全世界，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在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导之下，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4万亿财政救市计划，此外尚有10万亿元银行贷款相配套。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一度使得中国成为最先从危机中复苏的经济体，但也为日后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和债务高企埋下隐患。
救市资金绝大部分流向中国地方政府和国企，这为其盲目大上项目大开方便之门。借完了钱债务到期是要还的，没有钱还债就追加借款借新债还旧债。为了维系前期形成的债务信用关系，所以自然就出现了理财、表外、通道和同业等形式的“影子银行”扩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层面金融乱象丛生闸门从此开启。
自4万亿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在温家宝内阁即将谢幕的2013年“两会”之际，舆论批评达到了高潮，该计划除了被指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巨额地方债务等问题，还“使中国错失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造成“长期型结构性破坏”。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对制定该方案的温家宝的评价。
还是在任上最后那场记者会上，对于外界有关其改革不力的风评，温家宝自谦之余主动揽责，“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温并引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来表达内心感受。
更需要检讨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喜好，长远来看，这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来加以防范和改变的。尽管面临经济持续下行风险，五年来中共新领导层始终坚持不搞“强刺激”，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更是达成共识，承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都是中共对包括温家宝4万亿救市在内的政策反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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