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惨淡起愁云，走檄飞书正纠纷。剑器朝方驱冶匠，戈船夕又募新军。”在中美贸易战正酣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内忧外患，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时间也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政府下面的各部委似乎开始“不务正业”，出现发改委讲货币，证监会讲房地产，而央行讲是财政、财政论金融的奇怪局面，甚至央行和财政部忽然撕开遮掩多年的面纱，开始了一场赤裸裸的互怼口水战。
这次冲突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国经济发展压力重重，而面对金融杠杆和地发债的种种问题，央行和财政部都觉得自己手中权力太少，背的锅（中国大陆流行语，指过错、过失）太多。
央行怒斥财政部“耍流氓”
这么多年来，中国是财政强势、央行弱势，财政决定政府的钱怎么花，央行负责掌管大陆14亿人的钱袋子。温文尔雅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执掌央行时，因为其周资历老背景深，自带强势光环，所以央行和财政部曾一直势均力敌。但是今年3月，执掌央行15年的周小川以70高龄退役，这种平衡似乎被打破。
针对这中国次央行和财政部的这场隔空“互怼”，外界好奇现任行长易纲是否会出面表态（图源：Reuters）
近期，正是中国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陆续出台之际，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然将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央行和财政部的评价。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这让财政部“脸上有光”。央行方面，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达到9.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了2万多亿元，央行自然压力重重，这种压力，导致被称为“大炮”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率先发难，将炮口对准中国财政部。
7月13日，徐忠发表了题为《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的文章。文章说了央行很多年想说却没有说的话，例如：“财政部将财政风险转嫁金融部门”，“金融机构管不住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中国的财政部喜欢与美国财政部对比，强调自己的权利太小”，“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众监督等等”。
其时早在大半个月前——6月29日的“2018IIF中国金融峰会”上，徐忠就通过自己的演讲表达了对中国财政部的不满。当时徐忠的演讲核心问题不是央行对应的货币领域问题，而是财政：“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在徐忠看来，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乱象都是与财政有关——无论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
现在，徐忠的最新的文章，显然不仅仅是“烧”到财政部，而是把所有财政经济“从头扒到尾”：国有资本虚的不行，财政根本就没有掏钱，纯粹空手套白狼，无中生有盘了这么一大笔资产，还有那个特别国债，也就是在玩金融游戏，考验群众的智商，还有财政的减税、预算管理等等。。在批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这项，徐忠直接抱怨财政数据奇葩，“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至于数据的细节更是像文中所说，就一句话带过。更重要的是，“稳健中性”，“去杠杆”本应该是国家财政帮助领头逐渐降低负债；结果财政收入不减反增，税收越减越高，徐忠在文章中直接用“耍流氓”来评价财政部的做法。
财政部反击央行是“从犯”
“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绝不是只会产生幻觉和弱势的‘傻白甜’。”作为回击，中国财政官员7月16日就徐忠“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的指责发布题为《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的》长文一一回应。
这篇署名为“青尺”，且在署名后标注“作者供职于财政系统，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的文章指出，“央行方面，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推进，央行在全球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利率、汇率市场化水平与国内外期望还有不小距离。比现实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理念差距，即决策思路上仍然属于小国央行的特征。”“诚然，中国实施货币政策有很多客观困难和约束条件，央行有不少苦衷可以理解。可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内部专业人士主观上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缺乏足够重视，在徐博士的此篇文章中多处可见这种思维痕迹”。
财政部官员的文章在最后，颇有余味的称，央行应该和财政部“各司其职，权责匹配，自己不乱作为，也不要求对方乱作为，这才是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任的做法。”
在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不同部门（央行和财政部）主导，二者的关注点不同，例如财政部门主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财政收入是否可持续增长。而货币政策则更加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所以这两大政策的协调性不够，甚至互相冲突、抵消的情况一直存在。所以这场央行和财政部的公开互怼并不让人意外。中国媒体甚至戏称为“央妈和财政爸吵了一架”，而吵架的原因被称为两个“熊孩子”——一个叫金融机构（因为杠杆），一个叫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债务）。
都是债务惹的祸
这场争论，引发中国财政和金融界人士的各种解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解决目前的经济难题更是各有各理立场泾渭分明。不过比较统一的是，中国经济界人士均认为，财政和金融之争背后的症结在于日益增长的债务问题让政府各经济部门产生了足够大的压力感。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所在。而当下中国“去杠杆”的困难在于财政和金融的不分家，其让财政投资项目的低收益、地方政府融资的高成本和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这三个现象同时出现，构成了一个“最坏的组合”，也带来了影子银行高速发展、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不确定等系列问题。
央行和财政部的公开口水战，不仅直接曝光了经济压力下政府决策部门和机构的种种矛盾，即部门矛盾。也让近年来中南海力求振兴经济的过程中，央地矛盾（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不力不满）和虚实矛盾（金融机构去杠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实体经济代表按兵不动）的暗流汹涌引起外界关注。如何化解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部门、央地以及虚实这三种矛盾，考验目前的中共决策层。
而当话题回到本文的金融和财政之争，就在中国财政部官员回怼央行文章发出的第二天（7月17日），该部门官网又挂出一篇《湖南专员办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几点思考》。显然，矛盾不解决，这场财政和金融的口水战恐怕还会继续。而最终权归谁手，锅谁来背负的问题，还需要“大家长”——中国的中央政府给出明确的权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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