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管控趋于加强，中共自身也更加重视党建工作，对于这些现象，您如何看？
中共官员：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整合社会能力得到了空前加强。受到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和互联网科技繁荣的影响，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实现了U型反转。进入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国门打开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实际上是一个衰落的过程。
这个衰落的过程到1989年的六四学运中达到了顶峰。正是由于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才导致自由化思潮在中国的泛蓝最终引发了那场悲剧。从进入江泽民时期后，中共高层认识到了统一社会思潮对中共维持统治和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一时期，中共逐渐完善的“新时期下的党的舆论宣传工作”，而在党建工作上的投入强化了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这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政治保障之一。
中共党建工作水平近年来大幅提升（图源：VCG）
中共高层对党建工作愈发重视（图源：新华社）
“红色旅游”近年在中国内地十分受民众欢迎（图源：VCG）
中共通过党建对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在经济领域，中共通过在扩大“党委”在企业普及对企业的经营施加影响，这一点在进入习近平政权时期尤其突出，目前，中共不仅仅加强的党委在中国国有集体企业的话语权，要求中国国内私营企业全面引入党委，更对进驻中国的外国独资企业施加压力，不少外企在压力之下组建了党委，中共官员在企业的话语权得到了全面提升。
在社会领域中，中共通过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党工委组织强化了过去以街道为单位的基层治理，实现了党对居民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这对于防范社会风险，化解民众之间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更有效的实现了维稳。
经济社会两大领域的党建，让中共更好的掌握的“主动权”。而这是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中，中共摸索出的可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目前在习近平时期发展完善至前所未有的高峰。
为什么说习近平时代的党建水平达到了高峰？
中共官员：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逐渐掌握了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如何分享融合社会能量强化自身政权的一条路径，这就是今天的基层党建，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共将自身利益捆绑于中国民间社会的一套十分具有可行性的操作。
经济领域自不必言，中共通过党委进企业，对企业生产发展确立了绝对话语权，牢牢将中国巨大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自身手中，而企业主，特别是中国广大的私营企业主则通过中共党委的进驻开启了连接政治的通道，通过党委实现其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益。而对海外企业的监控则是中共党委的重要作用，通过党委，中共各级组织和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即可对海外投资企业进行有效监控，包括资本监控和技术监控。
但需要清楚的是，中共通过党建所建立起的社会治理和管控体系并不是美国人所说的奥威尔式的，而这也是中共党建水平达到新高峰的一个证明。
首先，中共的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必须是能够让14亿中国民众能够接受的模式，你可以看到，中共建立的天网系统和与科技巨头联手形成的网络科技管控系统（编者注：如微信微博的管控，广泛应用于机场车站的人脸识别技术，电子支付系统中的实名认证等）最大的功能并不是监控，而是带给民众生活的便利，监控只是融入其中的一项功能，仅在需要和必要时刻才会让用户感受到。
其次，中共的社会治理的手段并不仅源于填鸭式的洗脑教育。作为中共官员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我承认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所谓“洗脑”，但这与美国在灌输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法几乎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存在根本性不同，因此西方批评中共搞洗脑其实是不公平的，中共只是让他的国民了解并认同自身的意识形态。海外一些亲西方媒体和自由主义媒体的批评是在世界舆论的不平等话语权下的又一次西方强权的证明。
第三，中共通过党的建设带动了社会建设。众所周知，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西部，中国的社会自身发展水平受到中国小农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先天的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基层自治的无力和社会整合能力的缺乏。
基层自治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自身发展和自身管理的能力。在中国封建的小农社会里，民众欠缺自身发展和自身管理的意识以及对长远社会发展的规划，这并不是说中国民众天然欠缺这种能力，而是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民众觉醒程度有关。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数百年，同时封建的社会体系和经济关系影响力又过于强大，中国基层需要中共通过党建实现强有力的整合，基层党建带动了很多基层关键领域的发展，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共的一项创造性实践。
而基层间的整合能力是中国各个基层单位细胞对支撑一个国家的整体能力。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是在大陆确立政权之前，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的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基层单位细胞缺乏这种共同整合社会的能力。因此中国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治实体来启动社会整合，中共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通过基层党建，中共解决了各个基层细胞单位缺乏整合的问题，实现了基层的有机统一。
党建带动基层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好处与效率不言而喻。在进入习近平时代后，习近平通过解决中共内部出现的派阀问题，重新实现了中共对社会的高度整合能力。同时，结合时代技术发展，中共在新时代的党建水平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这种高峰表现在中国社会保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与毛泽东时代通过封闭达到的社会整合和基层治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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