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25日，一则关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棚户区改造贷款审批权收回总行，全国一刀切暂停棚改”的传闻令市场风声鹤唳。或许考虑到市场的恐慌情绪，其后中国国开行出面缓颊，称并未“一刀切”。但这一略显笨拙的安抚言论并没有平息市场恐慌情绪。这一被中国总理李克强寄予很大希望并投入大量精力的民生铁项，到底经历了什么？
李克强力推的中国棚改面临政策调整（图源：新华社）
7月18日，中国大陆媒体澎湃新闻网刊登采访中国国开行负责人的文章，该负责人称，棚改审批权限的上收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这两年国开行分行在审批时，违规现象严重，国开行总行担心后期的风险隐患就比较多；第二点是，中央对棚改有一定的看法，棚改的货币化推高了房价，中央对这个有一个严谨的考量。
中国政府的棚户区改造，其政策肇始并不是在李克强内阁。早在2005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政府就开始了小规模的棚改试点。只是到了2014年，李克强担任中国总理后，在诸如经济下行、房地产库存高企等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棚改得以加速。2014年至2017年计划完成1,800万套棚改拆迁，2018年至2020年计划完成1,500万套棚改拆迁。
并且，公允而论，中国棚改起初并不是为了中国房地产去库存量身定制，棚改初心在于惠民生。正是在这一民生情怀的推动下，李克强为棚改几近呕心沥血。
棚户区堪称源远流长，棚户区和中共建政前的妓院、烟馆、赌场一起，被视为中国社会几大毒瘤。即使进入了21世纪，棚户区几乎就是城中村和贫民窟的同义词。有资料称，走进棚户区，映入眼帘的是居民穷得垃圾箱里连一片菜叶都没有。
2014年3月底，李克强视察辽宁。他去了中国农业银行，离开中国农行时，李克强回过头来，叮嘱中国农行负责人，要求加大对棚改的支持。全程陪同李克强考察的，还有时任辽宁省长陈政高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回到北京，2014年4月2日，李克强召开了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策棚改加速。对于此前棚改的不温不火，各方反应是没有资金，本次会议决定在实物安置（拆迁后给房子）之外加大力度货币安置，即先给拆迁费再行拆迁，这一资金由中国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以贷款形式发放。此后，市场预计这一棚改货币化安置释放资金高达5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中国棚改加速，恰好与中国房地产库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相重合。加之棚改拆迁执行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将棚改新政“歪嘴和尚念错经”，一些胡同、老旧小区物业甚至是普普通通的土地拆迁也统统被地方政府包装成棚户区来加以拆迁获得资金。
于是，这一货币化棚改在其后带来了两大弊端。一是海量拆迁资金的释放推高了房价，几乎所有拆迁户拿到拆迁费立即将资金投入房市。二是增加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国地方债，依据中信证券数据，将隐形债务计算在内总计达到65万亿元至74万亿元之间。
前述中国国开行负责人称“中央对棚改有一定的看法”，就是指的上述两点考量，因而可以说，中国棚改重大纠偏窗口已经出现，只待中南海下最后的决心。
中国棚改将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贫困民众安置到了窗明几净的新家，其成绩不容否定。但为什么有着惠民生初心的棚改项目到头来在执行层面却严重走了样呢？
这当中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一样，存在预算软约束顽疾，因而存在资金饥渴症，正是这一内在动机使得地方政府将什么不沾边的项目都包装进了棚改篮子，以获得资金。二是中国地方政府存在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因而千方百计推高地价，在此机制之下，棚改货币化安置所释放出来的资金就极其巨大，这又怎么可能不推高房价呢。
因而，要使中国棚改不变形不走样，需要斩断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以及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这已经是涉及财税改革和中国系统化改革的事了。自江朱谢幕以后，中国这一系统改革停滞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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