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jor John Monro 是一名普通的在英国乡间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民，并且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但是，在他去世了30多年后，他的女儿在整理家里的物件时，却从一个老抽屉里翻出了一叠叠旧信件：上面的一封封信件，全都是父亲几十年前写下的，而寄出的日期和地方，却惊呆了女儿：1943年，中国！
一封封信读下来，女儿才知道原来看似平凡的、当过多年农民的父亲，曾经被部署到远东参加二战。
甚至曾被日军俘虏、从集中营中出逃、在中国南方逃亡、和游击队们来往....
而这让女儿感到惊讶的一切，还要从77年前说起....
77年前，二战的进行，让世界处于一片战火中。
尤其是在中国大地上，正是战事焦灼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由于日军的侵略，大片山河沦陷，烽烟四起。
随着日军的势力从东北向西南蔓延进中国领土，当时还属于英国管辖的香港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日军为了进攻开展“南进”战略，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对香港的攻打战役。
这场战役也在之后被称为“香港保卫战”。
最终，虽有英国驻军的抵抗，但是战役还是以香港总督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体驻港英军的俘虏结束。
而在被俘的6000多名英国军官中，就包含了故事的主人公，当年28岁的英国军官 Major John Monro。
Monro是一个很典型的英国男人。
1932年，刚满18岁的Monro加入了英国军队，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士兵。
在军队中，Monro属于很老派的“绅士军官”：家庭出身不错，将保家卫国看做是一种荣耀，在军队中表现得很好。
在1934年，Monro晋升为一名军官，并在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亚洲局势动荡的时候，被派往了当时还属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香港。
此时的香港，正是风雨欲来的时候。
随着日军进犯气焰愈发嚣张，驻港英军也在加强设防。
在达到香港一年后，Monro加入了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第八重兵旅，并指挥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小队。
1940年7月2日，日军在御前会议中定出两大国策，其一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联会骨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其二是配合按照合适时机“南进”太平洋。
所以，香港作为亚太战争的一个驻点，就成为了日本南进的一个必争之点。
1941年12月8日爆发的香港战役，也是日本南进计划中的重点。
此后，随着驻港英军的投降，香港也进入了长达3年多的日军占领时期。
而像Monro等英国的军官，全部被当做战俘，关押在了香港各个战俘营中。
当时的日本军，其实是想要利用香港来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所以他们特别要求日军，严禁虐待华人，以免影响汪精卫伪满政府的形象。
然而，日军部分军队军纪不严，作风不良，军官纵容士兵们胡作非为，战俘营中无论是华人还是英国人，无论是军官、妇女还是平民，都遭到了日军的虐待。
Monro所生活的战俘营也不例外，严苛的生活条件，让人们每日都在担忧是否还能够继续活下去，许多士兵都和Monro一样，在日军的虐待下心惊胆战。
他们不知道战争何时才会结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过得如何，不知道有没有获救的希望。
很多人都想逃出战俘营，但都认为这样的做法太难太冒险：就算侥幸逃出战俘营了，但是到了外面正是战乱的地方，没有任何武器、没有通行的钱、加上可能会有的语言不通等问题，在处处都有可能有日军的中国大地上逃亡，活下去的概率几乎为零。
而日军总是在宣扬，一旦抓到“逃犯”，要么斩首要么活埋，绝对会严厉处死；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处死逃犯，以儆效尤。
所以，尽管所有人都想离开战俘营，但是要不要出逃、敢不敢出逃、如何出逃，依然都是让大家纠结犹豫的问题。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坐着在战俘营中忍耐着，等着战争结束重获自由的一天。
在Monro看来，再在日本战俘营待下去既不安全，也很屈辱。
战俘居住的小屋非常狭窄，饮食条件也很恶劣，所有的英国士兵的士气都非常低落。
日军残暴，喜怒无常，在这里生存下去的难度并不比外面的低。
再三犹豫后，Monro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就算会有生命危险，也要想办法逃出香港深水埗的集中营。
（下图是香港战俘营中的部分战俘）
在下了出逃的决心后，他开始留意战俘营周围的铁丝网和看守人的轮班时间。
Monro注意到有个铁丝网看上去并不难破，但是那外面就是一条河。
所以如果要从这里逃出去，还需要准备好在河里漂流潜伏。
于是，他开始从集中营中悄悄收集各种出逃物资：也许一个布袋子，也许是一支笔，一块手表，对他来说都是珍贵有用的。
或许，这些在之后的逃亡中都能派上用场。
（1942年的深水埗战俘营）
准备了一段时间后，Monro还联系到了自己的两个战友：飞行员军官Norman 和Trevor，三个人一起在日军的监视下，筹划着逃出集中营！
终于，在1942年2月初当地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三个人趁着夜色正浓，在黑暗的掩护下，从他们观察已久的一面集中营铁丝网上的一个洞钻了出来。
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他们选择沿着水路向大海前进。
在水中，他们悄悄地待了近一个小时，确认没有被发现后才继续前进。
他们还从周围找到了一切能找到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小型的救生筏。
就这样，三个人顺着水路，悄悄地从集中营中逃走了。
不知道漂了到底多长时间，他们终于上岸了！
重新踏上土地的那一刻，Monro知道自己已经离集中营很远了，但是被抓捕杀害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上岸了不代表自由了，他们必须要想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尽快逃到安全的区域。
而那时的中国土地上，到处可能是日军。
对于三个英国战俘而言，哪里才是安全的呢？
要横跨亚欧直接回英国就不用想了，再向南方去就是太平洋和海岛了，当时的重庆，作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还依然是中国政府势力范围！
加上中英已经是抗日同盟盟友了，所以Monro三人一合计，决定前往重庆，寻求中国军方的庇护。
(蒙巴顿将军1943年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面）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地图、没有钱、没有“通关文件”，在战乱中，要到达千里之外的重庆，谈何容易？
尤其是战争时期各地势力错综复杂，敌我难辨。
他们三个外国人，怎么才能找到愿意相信他们的人，帮助他们逃亡安全的地方呢？
Monro的担心并不多余。
因为在从战俘营逃出上岸不久，衣服都还没有干透，他们就遇到了对自己极度不信任的中国抗日游击队。
（中国华南游击队二战时期影像资料）
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在当时日军侵略的地域，夹缝中求生存，与日军作斗争。
对于突然出现的外国人，他们当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所以，一开始游击队的人员对Monro一行人，就是极度不信任，甚至怀疑他们是日本的间谍。
这简直要把Monro们急死了。
双方语言不通，但Monro只能用手势，连比带猜地和游击队沟通，说明自己是如何在集中营里搜集物资逃出来的，如何在水里泡着躲过搜查，如何一路用救生筏漂到岸上的。
（广东省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九大队图片资料）
其实，游击队们就算没有语言障碍，不相信Mornor三人宣称自己是“逃亡的俘虏”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按照日本军队的作风，是不可能让俘虏随便逃走，更不用说身上还留着一块手表这样值钱的东西的。
而Morno一行人身上还有衣服，还背的有袋子，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干粮物资等。
这就很让人怀疑了。
所以他们质问Monro，为什么说从水里漂过来，但是衣服却是干的。
Monro解释说，他们是把衣服放在包里裹着，用稍微防水的布隔着，然后坐着救生筏上岸后，把干一点的衣服换上了。
现在湿了的裤子还放在包包里的呢。
（在河边的游击队）
随后，游击队在Monro的包包里，发现了还是湿湿的裤子，并在上面尝到了盐的味道时，才相信了Monro“从大海漂过来”的说法，不是撒谎。
在确认了Monro们的确是抗日同盟军盟友后，游击队士兵最终决定放他们走。
Monro对此也表示理解：“日军抓到任何人都是雁过拔毛，不留一点贵重物品在对方身上的，甚至会直接把战俘的头砍掉。
所以游击队们会怀疑很正常，我不会责怪他们。”（描述这一时期香港、广东抗日情况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就是基于东江纵队游击队改编的。）
虽然勉强通过的了游击队的盘问，但摆在Monro们眼前更大的问题是，作为三名白皮肤的英国人，他们的外表让他们在人群中会显得特别扎眼，走到哪里都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尽管有各种大路、小路连同各个省区通往重庆，但Monro一行人为了安全起见，并不敢随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下。
要是消息被传到日军处，被逮捕了可能就会直接被处决。
他们放弃了大路，而是选择在山间、密林中穿行，甚至有时候会需要昼伏夜出，避免在白天出行被发现，等到夜色降临再走出树丛，继续赶路。
就这样，他们靠着双脚，穿山越岭地跋涉，经过广东惠州、到达了广州河源。
然后又通过水路，坐船经过广东陇川、达到广东韶关。
这一路上，就像是在荒野求生一样前进：Monro的信件中回忆记载到，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密林中穿山越岭的艰难：“灌木丛太厚了，我们甚至发现下山的艰苦比上山更难，林子太密，我们不得不横向穿越，但这样就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在自己从未到过的人烟罕至的密林中悄悄前进，迷路也是常有的事情：“我们总是走错路，所以在我们走到正确的道路之前，我们不得不一次一次重复之前的路线。”（Morno从战俘营逃往重庆路线图）
三人经过长期的跋涉历险，身体也是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伤病不断，但是不敢停止脚步。
在山间逃亡，他们每个人都曾狠狠摔倒，受伤在所难免；天气又冷又湿，前进的道路显得格外艰难。
但是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想办法向农村的居民们寻求帮助，比如支援一点点食物，一点点衣服。
也是沿路的一些中国居民，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仍然给了他们很多帮助，才让他们的逃亡之路得以继续。
（Monro女儿重新回到父亲走过的小山村）
终于，在达到韶关时，Monro他们已经攒到了一点物资，他们在当地停留了十来天，和当地的居民们建立了一定的信任。
也是因为如此，他们之后能够有机会坐火车向北经过湖南衡阳，再向南达到广西桂林。
之后，他们一路步行+搭车的方法，从桂林再次向北，来到了贵州贵阳。
并最终，在逃亡了两个多月后，于1943年4月到达了陪都重庆。
此时的二战局势，又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太平洋战争从1941年9月爆发，到1943年时，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已经逐渐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中英正是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同盟国关系，重庆当然也会把Monro作为同盟国战友来看待。
于是，Monro三人在重庆恢复了军官的身份，并作为英国军官一直在重庆待到了1943年年底。
在此期间，Monro心里一直牵挂着他那些还在香港战俘营中的战友，并试图靠着自己的信息，帮助同盟军结束战争后解救战俘营的人。
（下图为1945年深水埗战俘营战解放后士兵们给战俘分发香烟）
之后，战争还在继续，作为军官的Monro也被英军派遣到了缅甸，参加中缅印战区同盟军对日军的作战..
期间，他们还拿到了由民国政府批准的通关文牒，有了民国政府的通关文牒证明身份，Monro再次向南的行程，比起当时一路逃亡，终于变得顺利了一点。
Monro经过近两年的颠沛流离，终于从战俘营，重新回到了战场上.....
Monro在缅甸一直待到日军投降，二战结束后才重返英国。
然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回国不久后的他，又再次被部署到了印度(专题)，在那里一直待到40年代末。
1950年，参军18年后的Monro终于回到了家乡。
已经36岁的Monro年龄虽然并不大，但因为经历了太多，真的已经疲惫了。
他回到英国的维尔特郡克拉希尔小镇，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名叫贝蒂的女孩。
这个36岁的“老”军官，终于开始了自己平凡人的生活：恋爱、结婚、和妻子一起生儿育女....
他似乎很享受乡间的平静生活，所以还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农民。
表面上来看，他和周围的普通乡下男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那在遥远的东方的那十多年，那在中国南方逃亡的日子，都被他记录在了一封封写给家人的信件中，并全部封存起来。
一直到他去世，都不再对自己的儿女提起....
三十二年前，在女儿18岁时，Monro就去世了。
除了家里每年圣诞节会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信件外，女儿并不知道父亲和遥远的那个东方国度到底有什么联系。
直到2007年，Monro的妻子贝蒂80岁生日时，一个老朋友告诉了Monro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20世纪男人。
但是当时的女儿还是很懵懂，还不明白她的意思。
直到前几年偶然间，女儿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些信件，她才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生命中如此重要的部分，知之甚少。
所以，她决定来到中国，追溯当年父亲的逃亡路线。
并将那些信件、日记都整理好，出了一本书纪念父亲...
书的名字叫做《心中的陌生人》，这个名字或许是从女儿的角度出发，追忆父亲时候最贴切的感受吧：朝夕相处、平淡无奇的父亲，居然还曾经有过那么神奇、陌生又曲折的一段战争岁月。
而那些在二战中的老兵们，也渐渐地离开人世了，很多时候对于社会，甚至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他们的军官、士兵身份就像是一个陌生的角色一样，慢慢被大家淡忘了...
或许，纪念战争、呼吁和平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去记住战争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的故事，无论他们到底是一名勇敢逃亡的军官、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还是一名在战争中牺牲了的英雄，都有值得被自己的儿女追忆和铭记的不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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