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已经在中国开展十多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自此正式变为“扫黑除恶”。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普遍认为这不仅意味着该专项斗争的内涵发生变化，也显示中共的社会综合治理思路正在转变。
2018年以来，中国各地掀起一场扫黑风暴（图源：VCG）
紧接着在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与司法部四部门即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整个中国的政法系统行动了起来。
随后中国各省份迅疾掀起扫黑风暴。譬如浙江省，仅在1月26日晚开展的“2018钱潮一号”行动，据报道即出动警力5,000余人次，破获案件50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00多名，缴获大量非制式枪、管制刀具等。
如此类“战果”，半年来时可见诸报道，这场声势浩大的扫黑行动似乎进展顺利。
直到6月24日，在北京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培训班，组建10个督导组共335人，首批赴河北、山西、辽宁等10省市进行第一轮督导。
外界疑问，扫黑除恶是否已面临难以前进的瓶颈期，或者是遇到来自某些层面的阻力，不得不以督导形式持续推动。特别是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培训班上称，“确保督准、督实、督出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促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康深入发展……”
有评论者称，扫黑不同于打黑。后者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犯罪，而前者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更重要是还要扫除黑恶势力生存土壤，扫掉基层腐败“保护伞”。
当扫黑与反腐相联系，甚至互为一体时，推行难度就可想而知。这解释了为何在扫黑行动开展半年后，并未举行什么阶段总结庆功，反而要派出高层级督导组“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
而中纪委在过往以公安部为主角的扫黑行动中的深度参与，亦使观察者认为，在强势主掌者王岐山卸任之后，进入赵乐际时代的中纪委并未势弱，反而迎来一轮广泛的扩权。
如早在4月9日，中纪委就曾在官方网站刊登《把反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严惩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显示在这场扫黑风暴中，中纪委负责最为艰难的一部分——扫落保护伞，清除黑恶土壤。
此番前往各省份督导扫黑的督导组领导，亦有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吴玉良及监察部原副部长姚增科，纪检系统的分量颇为吃重。
并且整个督导模式，几乎完全复制此前的巡视组——督导从2018年7月份开始，共组织3轮，每轮督导10个左右的省区市，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督导全覆盖，并适时开展“回头看”。
这更表明，中纪委非但深度参与，并且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这场扫黑除恶行动。纪检系统的传统工作范围得以延展。
此番中共将“扫黑”提升至“夯实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虽仍名为专项斗争，但其内容已极为综合，而成为某种全面工程。在此前提下，如仅有公安部或政法委领衔，难以调动多部门形成合力，特别是扫黑进入深水区，面临盘根错节的基层保护伞，政法力量就难以解决，纪委的介入主导就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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