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舆论场被恐慌和愤怒的情绪笼罩。
北京时间7月15日，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过程中存在造假记录，责令其停止生产，并收回药品GMP证书。
7月19日又有消息爆出，长生生物生产的一批支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不达标，其中25万支已经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疫苗质量接连爆出问题，迅速引爆了社会舆论。
而其中，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文章揭示了占中国大部分疫苗市场份额的几家企业背后的股权关系，以及它们不光彩的发家史。从7月21日起，该文在无数人的朋友圈里刷屏，引发公众对中国疫苗产业现状的担忧。
中国问题疫苗事件频发，在社会中引起广泛恐慌，人们对公共安全机制的信任也因此受损（图源：VCG）
很快，网上相关消息遭遇了大规模删除。在不断发贴和删帖之间，各种真假难辩的消息被传播、解读，恐慌和愤怒的情绪在舆论中蔓延。
回顾这一事件发酵的过程，公众的恐慌其实来自两个层面。
短期来看，这一事件中人们急切关注的问题包括：通报中所涉疫苗到底有什么问题？其影响范围有多大？针对性的补救措施有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并未及时给予回应，这就造成一个信息黑洞。人们难以及时获得足够可靠的信息，只能用猜想来增补信息真空，进而加剧了恐慌情绪。
要避免恐慌情绪的蔓延，不能简单呼吁民众保持足够的理性，而要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相关信息，消除公众的疑虑。
首先，权威部门应该对问题疫苗的具体情况及时发声，尤其对其中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给出权威、准确的回应。比如，“问题疫苗打入25万儿童身体”的说法是否属实，是造成舆论紧张的焦点。中国药监局应该督促涉事企业和相关负责人迅速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消除公众的困扰。
其次，要为如何应对事件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根据疫苗流通规则，同批次的疫苗销往哪里，企业和监管部门应该会记录在案。但具体到就个人层面，接种的疫苗是否属于问题批次，是否有详细记录，已接种问题批次的儿童能否得到及时复检，以及是否应补种等事宜，都是压在许多人心头的疑问。这一系列的疑问不解答，恐慌就难以消除。
当然，如果单纯是疫苗安全问题处理起来并不太复杂，通过及时沟通和补救就可以消除恐慌。
但随着舆情的演变，公众已经从对一家公司的失望蔓延至对整个疫苗产业的怀疑，这就触及了社会信用机制层面。
这种演化有其历史背景，客观上与近年来中国内地一再发生类似的公共安全事件有关。
2008年，中国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中发现含有化学原料三聚氰胺，很多食用了这种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
2010年3月，媒体曝光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引起广泛关注。
2012年，媒体曝光有非法厂商用皮革废料生产药用胶囊后，警方查扣了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7,700余万粒。
2016年3月，山东曝光价值5.7亿元的非法疫苗案：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
生产和管理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政府监管机制也屡屡失效，这使许多人对整个公共安全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产生疑问。而一时之间，这些疑问又无从解释，只会加剧公众的怀疑和抗拒心理。
这种负面信息累积导致的不信任，是引发舆论恐慌的更深层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整个疫苗生产、监管制度进行系统改革，还需要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公共安全信息机制。
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有关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特别是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缺乏积极应对的意识，未能及时聚焦和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反而试图以回避和加强舆论管控来遮掩问题。
结果证明，这样做只会加剧公众的怀疑，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可谓适得其反。
但事情已经出现了转机。7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督促有关部门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同时，已经有学者和律师向中国政府部门提请信息公开。其中包括涉事问题疫苗生产厂家的生产、管理、销售资质和具体数据，还有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处理事故情况，以及疫苗接种儿童不良监测记录等。
不过，公共安全信息机制不应只是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措施。
在中国疫苗产业重建公信力的过程中，如何将这些信息公开常态化、制度化，方便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及时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将是对中国政府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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