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末，中国问题疫苗事件发酵，舆论骤起，举国刷屏。中国自媒体写手“兽爷”一篇《疫苗之王》，火爆大陆民众的朋友圈，一夜之间获得数百万的阅读量，如果不是这篇文章被随后紧急删除，或许将成为一篇罕见的“千万+”阅读的稿子。
这一次问题疫苗事件，距离上一次中国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三鹿奶粉事件，已有8年之隔。当焦虑的中国人在反复质问“疫苗之王”为何如此猖狂，问题疫苗为何能够流入市场之时？罕有人发现，相比之前同一类公共安全事件，吵杂的人群中，中国媒体，已然失语，所有的真相，似乎只能通过一些自媒体大V去进行传播。
这并不意外，以为过去的5年，是中国调查报道记者集体“死亡”的5年。
这些曾经在“三聚氰胺事件”、甬温线动车事故等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中，还在活跃的中国媒体和调查记者，纷纷因为中国政府的打压，报业媒体的衰落，而从舆论场中逐渐消失，一旦风波再起，除了嘈杂的民间舆论和官方遮遮掩掩，让公众放心的说辞外，再也没有第三个声音去还原这些事件发生的真相。
（回顾问题疫苗事件整个传播过程中，媒体的角色是缺位的，能够通过深度的调查，用真凭实据将真相摆在公众面前的深度报道，是没有的。图源：VCG）
失语的中国媒体
事实上，中国国内最早揭露疫苗问题黑幕的是著名的调查记者——中国经济时报前首席记者王克勤。数年前，王克勤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没想到，今天的事情印证了他的预言。王克勤一语成谶，令人唏嘘。而早在2013年，财新记者郭现中就拍摄完成过一组有关疫苗问题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
但是，真正让人唏嘘的，不是在于当年中国记者关于“疫苗”的报道，没有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而是
反观当下，当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再次发生时，中国竟然再罕见一家媒体去做出令公众信服的调查报道。
如果今天重新梳理此次问题疫苗事件的传播轨迹，便可以发现，事件得以公开，是该企业一名老员工的实名举报；事件得以传播，是自媒体人“兽爷”一篇《疫苗之王》文章；事件的后续，是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发声，是中国官媒接连的评论文章表态“绝不姑息”……整个过程中，媒体的角色是缺位的，能够通过深度的调查，用真凭实据将真相摆在公众面前的深度报道，是没有的。
曾经的辉煌期
2003年，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写了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至收容站后遭毒打致死的故事。报导引发了全国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在律师丶媒体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们收到了“胡温新政”（即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上任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第一个“礼物”──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业界普遍认为，这篇报道开启了中国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
香港端传媒在《刺耳的声音不见了？中国调查报道的冬天》中，援引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的话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有共识，应该做调查报道。”200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播十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传系统的李长春去视察，鼓励《焦点访谈》两天做一个调查，“一年三百多期，那就是一百八十个啊！”在官方媒体看来，这是西方新闻用词，而他们更常使用的说法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即通过影响决策层带来改变，但它折射出本世纪初，执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执政者有很强的动力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也希望媒体对地方上胡作非为的官员进行制衡。”凤凰网原创内容总监陆晖曾在《南方都市报》担任深度新闻部主任，在他看来，
当时执政者对调查报道的定位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市场化媒体的作用是“帮助党改善统治”。
这一定位构成了中国调查报道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刺耳的声音终于不见
今天很难准确的说出中国媒体的失语和深度报道缺位，是从哪一个时刻开始的。但是2013年至2015年，显然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短短几年间，诸如“《新快报》案”，“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21世纪网敲诈案”，接连的震动中国媒体界的案件不断发生。在“党管一切”的政治号召下，剩下的媒体噤若寒蝉。
2013年1月，《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同月，因支持南周，《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和总编王跃春请辞；2013年4月，媒体爆出“9号文件”，要求政府警惕“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7月，《新快报》陈永洲事件；2013年8月，《新快报》刘虎举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贪腐被捕事件；2014年9月，21世纪网案……面对新媒体浪潮的冲击和政府管控的一度加剧，在与政府的牌局中，媒体人已经亮出了他们手中所有的底牌——擦边球、隐喻、新媒体，但是
种种的突破尝试，今日看来都已被相关政策“堵死”。再加上新媒体浪潮的冲击，活跃在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记者，纷纷逃离。
据中国《现代传播》2017年第11期发表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这项调查是与6年前的相关报告做对比发现：中国大陆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减少幅度达57.5%。在2011年首次调研的74家传统媒体机构中，在2017年已经有三十家媒体不再保留从事一线调查报道的记者，新媒体机构新增调查记者数量有限，整个调查报道行业面临人才流失和队伍萎缩的严峻考验。
尽管客观现实，如传统报业收入较低，是导致深度报道记者逃离的因素之一，但是事实上，在2015年前后，曾有大批有传统报业经验的记者前往腾讯，网易，凤凰等互联网媒体工作，并试图在这些互联网媒体中重塑辉煌，打造了诸如腾讯网的《棱镜》等。但是此后，中国网信办还是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禁止没有采编权的互联网门户网站进行独立报道，自此，互联网媒体打造“深度报道”的努力也自此打住。
无可否认，中国的深度报道，监督性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确存在着如“二十一世纪网”那样的有偿报道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对政府、企业起到监督作用的调查报道“死亡”的原因。而且，很显然的一点是，在对待调查报道记者的态度上，中国政府的确是存在着“逼停”心态的。
因此，过去几年，随着调查报道记者的“消失”，中国政府和企业缺乏来自媒体的监督，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一是重大的安全隐患，再也无法暴露在“水面”；二是如此次问题疫苗事件一旦发生，再也没有详实的报道，向公众传达事实真相。剩下的，只有自媒体的狂欢，舆论场的愤怒和政府以及某些官媒苍白的解释。
刺耳的声音终于不见了，这个夏天，是中国深度调查报道记者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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