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共高层不断释放“扫黑除恶”的信号。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2月公检法司联合发布“最后通牒”，要求黑恶势力主动投案自首。之后，各地公安也陆续收网，一批涉黑犯罪分子被宣判。近期，以天津、重庆为首的中国多地
中国南宁一批“黑老大”被捕（图源：VCG）。
“扫黑除恶”行动频繁，力度加大。此番“扫黑除恶”延续了已往“严打”的传统，但更似有收关之意。
邓小平时代开始的“严打”是中共以特有方式向黑势力发起的针对性斗争。如今习近平接过权力棒，提出“扫黑除恶”。中共调动各方政治资源，各部门、地区密集行动，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赴地方督战，媒体紧跟报道，频频亮出成绩单。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运动似已起势。
政府与黑帮，这场纠结了上千年的猫鼠游戏，是否能就此收场？在这场专项运动中，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
自战国时期的刺客，到清末的哥老会，从意大利的黑手党到美国的3K党，古今中外，总有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势力，对某一领域、某一范围进行权力控制，永不合法却“逍遥法外”。
这种势力的存在并非总是“黑”。活跃于近代中国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也是许多生活困苦的码头工人抱团取暖的组织，上海大名鼎鼎的青帮也是抗日一份子。革命先驱孙中山很长时间都是利用帮会势力发动反清起义。甚至有时候黑帮可以和政府合作做些政府不宜出手的事，比如“江南案”。
但黑帮做大，往往伴随政府官员的腐败。当年蒋经国去上海整顿金融，斗不过青帮大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官不干净。《建国大业》里的蒋介石说“反腐亡党，不反亡国。”黑帮与官员勾结，国民党殷鉴不远，中共自当洁身。
“黑社会”终究是非法的存在，这种有组织的势力，一旦做大做强，更威胁到一个国家政权的巩固。类似于西方国家出现的黑社会与财团联姻，影响议会、左右政府决策的情况，中共是绝不容许出现的。
大陆一批涉黑组织被警方摧毁（图源：VCG）。
中共上台后，由于对社会高度组织化控制，黑社会几乎绝迹。改革开放后，政府管制放宽，黑帮沉渣泛起，发展到亦官亦黑亦商的程度，社会治安恶化。1983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同公安部长谈话，指出“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这一年中国开始第一次严打，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此后，分别在1996年、2000年—2001年、2010年中共又进行过三次严打。“黑”势力自然是严打的重点对象。
2009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开展“唱红打黑”活动。“唱红”是扶正，“打黑”是祛邪。尽管其政治目的或有不可告人之处，但“红”“黑”对立，对黑帮的高压态势则延续了中共“除恶务尽”的治理逻辑。
不可否认，历次的“严打”、“唱红打黑”都带有一种“运动式”的通病，重庆打黑更有利用专政工具谋私利的嫌疑，且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仍不能以此忽视黑社会对官场的腐蚀，及恶劣的社会观感。
鉴于以往的教训，习近平此次“扫黑除恶”，行动期设置为三年，明确让司法部门参与其中，用“扫”字宣示“老虎要拍，苍蝇也要打”，并且首次将“扫黑”提升到夯实中共执政根基、巩固政权的高度，显示计划周详，谋在长远。
如果重庆打黑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那么习的“扫黑”则有打掉中共内部涉黑保护伞，彻底清理官场黑文化的意图。
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政治清明、官员清廉，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备要素。黑帮或者说“黑势力”就是一滩浑水，只要它不存在了，就没有人会湿鞋。这正是习近平力促中国迈向第五个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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