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铁腕推进债务“去杠杆”严政持续半年之后，最近，中国经济金融形势颇显微妙诡异。闹得轰轰烈烈举国皆知的是，7月13日以来，中央政府两大经济中枢部门的央行与财政部，就经济财政金融政策发生罕见争论，颇称史无前例。而暗藏波澜的是，陆上迎来央企新一波密集“换帅”潮，半年来总计有超过20位央企“一把手”被撤换。
中国持续几年的经济下探，在去年年底与今年前两个季度似乎已经得到抑制。然而今时今日中国经济金融局势可说是，风急浪高险滩已过，静水流深矛盾待解。解局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猛药，除了围绕债务高企和产能过剩顽疾，中南海正在推行的去杠杆去产能，就是中央层面、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有待提速的改革。今天围绕中国经济趋势，主导机构权力变化，政策人事等等，外界有颇多质疑。透过这些问题，恰恰能管中窥豹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全貌。
第一问：中央对国企和地方政府有意见吗？
很显然，目前各种信号显示，中南海对国企和地方政府在改革上踟蹰不前状态十分不满。
最近中国经济热点，无论是信用债的违约、地方政府PPP项目的下马，还是社会融资数据的断崖式下降，以及对一度声势浩大的三四线城市棚户区改造的紧急叫停，这些都与中共十九大前后习近平不断警示金融风险，金融部门进入紧张整顿模式有密切关系。
与中国金融部门在各方压力之下大刀阔斧去杠杆相映照的是，以中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却一直畏缩不前，毫无作为，困守自己利益之地，处于按兵不动状态。长此久往，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一再拖延改革，势必对整个中国改革造成拖累。而相关迹象表明，中央对此甚为不满。
此前在2018陆家嘴论坛峰会上，中财办前副主任杨伟民发出批评称，近两年处置的僵尸企业仅为“冰山一角”，“死窟窿”不清理将耗尽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高度，对改革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没有必要搞试点，也没有必要审批以后再改革，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
回应对国企的广泛批评，习近平（左）罕见发难，“谁说国企搞不好”（图源：新华社）
6月13日，习近平亮相山东烟台，视察两个国有企业并讲话称，
“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
习近平这一寥寥数语讲话，和以往和颜悦色鼓励中国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可谓画风大变，不怒自威。细细玩味习上述讲话要点，第一是有人反映国企搞不好，习要回击这种看法，认为能搞好。第二是批评国企“抱残守缺”，习流露出对目前国企改革进展十分不满。第三，国企要搞好，就要加速推进改革。第四，改革的方向是现代企业，中国国企不搞私有化。
而地方政府近40万亿债务，5月19日，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出席“2018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并演讲称，“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政府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所以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许多地方都还不起”。
第二问：央行地位下降、中财办地位上升？
所谓“央行地位下降、中财办地位上升”是对今天中国金融机构职责尚未了然而得出的误判。
2018年中国两会上，面对媒体一贯笑容可掬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在手握中国央行权杖足足16年之后正式卸任央行行长一职，交棒给其在央行的副手易纲。对于这一权力交接，坊间不无疑惑，没有了周小川的中国央行，是否权势和影响力依然？
除了周易在中共党内以及金融事务方面的个人资历因素，增加上述疑惑的尚有数端。一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国务院层面高调成立金稳委，作为中国政府内金融事务最高协调机构，金稳委由国务院主管金融的副总理领衔，其间央行行长仅仅是金稳委办公室主任。二是今年中国两会后银监会保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变原有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架构为一行两会，履新银保监掌门人的郭树清，随后又被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和副行长。
然而尽管外界有着种种疑惑，中国央行地位以及对中国经济话语权似乎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其核心职能仍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两项。且央行仍是行长负责制，在周小川亲自出席的权力交接仪式上，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表态拥护易纲行长行使职权。更显微妙的是，金稳委成立后将办公室就设在中国央行，而央行行长出任金稳委办公室主任这一制度安排，反倒是加重了央行行长在新一行两会建构下的协调角色。
金稳委换届，新晋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从其前任马凯手中接过权杖。除了主掌日渐水涨船高的金融事务，刘鹤的副总理分工尚有国有企业、科技、美欧经贸事务等，无怪坊间热议刘鹤成为继朱镕基后经济事务担子最重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而被外界有意无意忽视了的是，刘鹤升任副总理后，卸任了发改委副主任，但一直兼任中财办主任一职。
中共十九大和今年中国两会以后，党管经济党管金融原则得到空前强化。党管经济最直观的体现是，原有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而党管金融政策的确立，金融委的成立，金融领域的监管，已不再是传统一行两会领域的话题，而是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的中财办地位无形之中也水涨船高，而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兼任中财办主任，更是强化了中财办作为中共经济中枢和大脑的角色。
第三问：中国经济团队有“派系”、总理话语权降低？
中国今天的经济团队，有政见之别而无派系之争，中国总理李克强的经济决策话语权与朱镕基、温家宝时期相比显然有所不足，但也不能用权斗之见去解读。
7月13日以来的中国央行与财政部互相“开炮”，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公开撰文指斥财政部“耍流氓”，而财政部亦不遑多让，以匿名人士公开回应方式讥讽央行为“小国央行”。在这一热闹的“互喷”背后，隐现的是政策与权力之争。而作为中国经济两大核心“派系”力量，财政与金融部门历来就存在着政策分歧与争端。
相比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右）国务院总理角色出现调整（图源：Reuters）
此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去杠杆，央行打出紧货币和缩表组合拳，但随着市场趋于“恐慌”、债市违约、股市下行，去杠杆行动举措不出所料遭遇各方反弹。正如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此轮央行财政部之争中所言，“加投资、加杠杆，千好万好大家好，而减投资、去杠杠、优结构则是千难万难人人难”。
6月27日，中国互联网流传一份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在6月22日召开的化解政府债务的专题会议内容纪要，声言要求银行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展期、降息、续贷，否则将向中纪委举报。这亦可说是集中代表了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去杠杆的第一反应。
在此压力重重之下，央行寄希望于财政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借金融财政一紧一松之间化解市场和各方的满腹怨气。而财政部囿于所谓财政纪律，在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的情形下并没有拿出大把真金白银投放市场。
不独如此，先后经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一中国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新规的核心实质是，中央政府将金融资源配置权从地方政府手中上收并交予中国财政部。
中国财政部接管金融国资，而对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却不加约束或约束不力，造成金融系统坏账风险陡增。对此，中国央行也一直颇为不满。
而相比中国央行与财政部政策与经济话语权之争的由来已久，在此轮超常规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国国务院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转变尤为惹眼，在中共党管经济空前强化之下，中国国务院的经济事务执行角色更加突出了。
中国国务院职能角色转变的深层原因，除了机构改革，尚有中国政治周期因素。在深受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困扰之后，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通过强力反腐与党建重塑中央权威，这一政治周期的自然演化，自然要求在中共中央层面集中全力。
因而客观的讲，对经济金融事务的决策权，李克强相比朱镕基温家宝前两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其角色和话事权已经出现重大调整。
总而言之，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经济“第一要务”的局面下，中国经济去杠杆去产能已到关键时期，中国国企和地方政府对此出现犹疑和抵制，这一时期矛盾多发困难重重，因而尤为考验中国经济决策团队大力推进改革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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