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18第八届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暨高科技交易会（以下简称高创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专访了高创会的主讲人之一美籍华裔高登（Gordon），他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现于硅谷从事算法开发相关工作。在《对话硅谷AI人员：以科技解放劳动 让知识更民主个性》，他介绍了自己落地于北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以及在面对千禧一代时所产生的问题。在《中美“硅谷大战” 科创人才何去何从》中，他讲述了中美在吸引科创人才方面的不同。
人工智能可以像真人一样完成复杂的决策（图源：VCG）
记者：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经过40年迅速发展，中国再一次站在了时代风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科技产业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高科技产业有哪些影响呢？
Gordon：
北上广是中国一线城市。北京是所有的重心在这儿，军事、政治、文化、金融，金融的政策在这里。那么上海海运、金融的银行运作和资本的这种操作。接下来深圳至少也是所谓的核心制造业都在深圳。
但是问题就是说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面临的挑战，比如说产业转型，比如说人工劳动力的提升，包括国际的政策，比如说北京政府的职能要迁移到雄安去，上海的也是这样，上海现在也有自己的所谓的免费区，所以他们的医药也要发展，因为金融已经不是它的强项了，所以它经济要发展的话，医药是轻污染，它的重工业就要迁到合肥去，乃至武汉，宝钢都要迁。
深圳也有这样，深圳转型现在制造业是重污染的，所以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挑战，每个城市它好的地方是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挑战，就有相对的对策。比如说深圳还有海上基金1,000亿（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到2,000亿的这种投资。
二、三线城市现在说实话比一线城市做的更积极更主动，而且它的优惠条件和落地的政策比一线城市更主动。比如说大连、合肥、南京、武汉、西安等等，这些城市也是来的比较凶猛。他们的这些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方向是明确的，现在去美国招商引资的，比如说一线城市某些区，二线城市某些区，他们自己单枪匹马是可以出动的，所以这个趋势是非常好的。
整个浙江、江苏的话地域经济还是占统治地位，虽然大的互联网阿里在里面，但是阿里是独立一个王国，其实对当地的人文方式，思维方式、经济产生的社会效应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就相当于30年前的香格里拉饭店一样。
香格里拉饭店在当地产生的社会效应是非常低的，它针对的是刚下飞机的外国人和港台访问的这些旅游的人。对当地人产生的效应是非常低的，这是很可悲的。
记者：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很多发展，如何看香港和台湾这些年发展和变化？
Gordon：
改革开放40年，人的素质提高是非常明显的，政府的办事效率非常高，中国的市场很明显的翻倍在涨，机会也在翻倍的提供给我们，资金的来源非常充足。我们接触的政策的这些决策人和履行的人他们非常的实在，也不是非常官僚化了。
再说香港，以前对我们的吸引力是挺大的，因为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文化中心。但是我们最近很少去香港，为什么很少去香港，因为我们发现在那边寻找不到机会。我是搞高科技的，香港的高科技是很零星的，所谓的零星比如大疆无人机，或者说人脸识别在人工智能方面。总归香港的科技创业的精神没有中国大陆这么所谓的洪水猛兽。
经济金融的创新，香港还是沉迷在90年代。比说区块链，比特币等等这些可以颠覆性的可以改变金融和贸易的这种概念在香港，如果说香港和台湾都在这方面不切入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抛弃，这个就会使得他们两个地区会落后50年甚至100年。
台湾、香港，如果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的危机感的话，他们就是不会有这种驱动去跟中国大陆在经济连起来，乃至全球的经济连起来，年轻一带知识分子在海外学习的，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们就会抛弃那些幼稚的所谓的想法，所谓的生活方式跟大陆不一样，思维方式跟大陆不一样等等。
这是非常幼稚非常眼浅的，这是上一代人的想法，其实当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他们认识到中国年轻一代其实比他们更先进，更现代，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更强，驱动的能力也更强。他们这年轻一代多来大陆观察和学习和访谈，实际上他们知道其实大家在一条船上，如果说他们不利用这个机会，他们确实会被抛到后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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