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办首届东亚青运 各方皆输

由“东亚运动会”转型的“东亚青年运动会”，原定2019年举行的首届活动，还没开幕就胎死腹中，原定参与运动会的9国总计1,500百多名运动员，平白无辜地丧失了一次重要的表现机会，而原定主办该场运动会的台湾台中市，为运动会所先期投入的约6.7亿元台币（约2,196万美元）资金也打了水漂，台中市民与全体台湾人失去了一次参与国际大型赛事的机会，至于在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EAOC）临时理事会中发起表决，最后达成撤销台中市主办权决议的中国大陆，则难免得背负起取消整起赛事的“连带责任”与负面观感，显见在整场赛事的取消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从中获利，唯一有可能从中获利的，恐怕只有民进党。

仔细探究，这场所谓的“东亚青年运动会”在发生此次“撤销主办资格”事件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这是因为东亚青年运动会实际上乃是原本东亚运动会转型后的赛事，且要到2019年，也就是原定由台中市主办的赛事实际成赛时，才会是该场国际赛是第一届正式运作。而再深入探究东亚运动会之所以会“转型”，与东亚运动会自1993年创办以来，尽管也曾有表现不错的选手参赛，但多数参赛选手属于“为奥运练兵”，透过赛事训练选手在大型比赛中的抗压力，且选手比赛成绩难以计入奥运积分，让比赛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也因此才会在比赛运行到2013年的第六届后，决定转型成为专供14至18岁青年选手竞技的活动，并将原计划2017年举行的第七届赛事取消，延后至2019年进行转型后的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

台中市长林佳龙，在东亚青奥主办权被取消确认后，批评中共以政治污染体育。林佳龙已是民进党将提名的台中市长候选人

而台中市在2014年之所以能争取到首届举办权，与当时两岸关系气氛良好，且比赛由原本的正规赛降低至青年赛，政治因素的影响力降低有关，在加上当时担任台中市长的胡志强与中国大陆互动相对紧密，活动赛事经费由台中市政府自筹并争取补助，同时引进民间投资，而非由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承担相关费用，也是台中能成功争取赛事的原因之一。

而赛事筹办运作长达4年后，身为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轮值主席的中国大陆籍刘鹏，却邀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香港、澳门、北韩、蒙古以及台湾、日本、南韩等8个会员代表召开临时委员会，以“台湾正在进行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联署行动，对2019年能否顺利举办东亚青运有疑虑”为由发起表决，并以7票赞成（包含主席刘鹏），1票弃权（日本），1票反对（中华奥会）的表决结果，决定停办2019届的首次东亚青年运动会。

根据报导，刘鹏曾表示之所以要在此时发起表决取消台中市的主办权，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已在5月决议通过，禁止台湾任何名称的改变、要求台湾遵守洛桑协议后，相关的公投活动者仍持续运作，因此认为“如果取消台中东亚青运的主办权，是一个用来教育（台湾）社会大众必须遵守国际社会规范的机会。

”尽管大陆方面认为撤销台中市主办权的动作或许有其“教育”效果，可能可以遏止对台湾独派联署公投所谓「台湾队」参加东京奥运的正名运动的气焰、“当头棒喝”。

但实际而言，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自行推翻自己早前的决定，此种出尔反尔，甚至带着高傲的“我要教育你”的动作，除了在国际社会增添负面形象，在台湾内部再引发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外，无法达到其所欲的效果。

更有甚者是，大陆方面如此动作更会在台湾已进入选举年的当下，成为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让已切换入选战模式的民进党候选人，不但能借此机会树立起“中国大陆”这个共同敌人加以打击并为自己拉拢更多同仇敌忾的支持度，更能透过“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的友好只是假象，可随时被消灭”的宣传口径，在选战中打击对手，并为民进党的执政正当性，以及民进党当前两岸关系停滞不前的实际现况找到更多解释借口。

在这场撤销主办权的事件中，不论是东亚各国的运动员、台湾民众，或者是期待两岸走向稳定和平者，都成了彻头彻尾的牺牲品，而唯一能笑的得意的，恐怕只有民进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