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亚运动会转型的东亚青年运动会，于2018年7月24日在经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多数同意，决定取消台湾台中市主办第一届东亚青运会主办权，台湾群情哗然，其中最容易让台湾人民同仇敌忾的就是“政治不要干预体育”这句话。然而，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以国家或城市为参加主体的国际或国内赛会，其实本来就隐含避免武斗的政治安排，而回归两岸来说，包括“中华台北”奥委会模式、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等，恰恰就是为了遂行“政治不要干预体育”，保障台湾运动员与世界一流选手竞技权利下的政治性安排。
蔡英文与林佳龙指台中市被取消2019东亚青运会主办权，主因是北京打压。
台中市被取消2019年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是由会议大陆籍的会议主席以临时动议方式提出讨论，最终以7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票数通过取消，不过，会议并未讨论由哪一个接办东亚青运会，首届东亚青运会被推迟举办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由于青运会参赛选手资格被限定在14岁到18岁，势必有青年选手参赛权利被影响。
运动选手的运动生命有限，任何因为大型赛会被取消而无辜受影响的运动员都值得被同情，这也是何以台中市被取消东亚青运会被取消主办权后，相较于“中国打压”的政治性发言，“政治不要干预体育”更加掷地有声，获得更多认同。
然而，撇开这次台中市被取消主办权的主因─台湾“独派”主导推动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不谈。就从何以中华民国曾以“Taiwan”名称参加奥运动、“中华台北”何以为成台湾参与国际赛事名称、何以台北市能成为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主办城市及两岸选手、教练可以彼此切磋、教学相长来谈，就可以明白，“政治”始终就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上位问题。
先说中华民国于1964年、1968年被强迫以“Taiwan”英文名称参加奥运会的屈辱过程，“Taiwan”是当时被认定为地名，而非主权国家，当时中华民国为此屡提抗议，1971年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席次，中华民国主动退出联合国后，1972年成为中华民国国旗、国歌出现在奥运会场上的最后一届。
而为了让台湾运动员仍有参加奥运会权利，“中华台北”奥运会模式还是中华民国争取来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并不接受，但经过10年努力，除争取各国奥委会支持，并向瑞士洛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胜诉，最终才使得国际奥委会修改宪章，将会员主体从“国家”改为“代表团”，1981年“中华台北”奥委会重回国际奥委会组织，1984年“中华台北”重返奥运会，一直使用至今。
台北市得以顺利举办2017年台北世大运，自称“墨绿”的柯文哲在维持两岸亲善的努力有目共睹。
两岸体育界得以恢复交流，也是在“政治不要干预体育”的思考下，两岸奥委会才会在1984年签署协议，大陆同意“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到大陆参如比赛、会议等能以“中华台北”名义登陆，不受干扰，即是后来所称的“奥委会模式”，后来并沿用到与两岸有关的国际场合，包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世界卫生大会（WHA）、世界民航组织（ICAO）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列席，甚至旅游组织亚太旅行协会（PATA），台湾分会也是“中华台北”分会，马英九执政时争取加入“亚洲基础建设银行(亚投行)”，也是以“中华台北”为底线。
此外，回过头来谈两岸关系对台湾争取大型体育赛会的影响，2017年台北世大运与2019年东亚青运会，都是在两岸关系和缓时获得大陆支持而得以主办，曾经的“墨绿”、台北市长柯文哲为了让北京不抵制世大运，费尽心思表达善意，终于让台湾人民得以享受一场难得的夏季运动盛宴；而规模小上许多的东亚青运会，可以说，若不是有心人士操作高度政治性的“推动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北京不致于如此小气不让台中市举办。
至于“政治不要干预体育”这句话，在了解相关历史的人眼中，根本是一句空话，因为“中华台北”“奥委会模式”就是政治安排，目的在于减少政治上的干预，但适逢台湾九合一选举年，这句话用于政治动员，则又是另当别论。
从两岸再回头谈论奥运的起源，原是希腊雅城邦之间4年一次的宙斯神祭典，众城邦相互约定祭典期间停止战争，久而久之，奥运会成为和平的象征，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政治安排，若由此来说，何只是两岸，可以说体育赛会的举办，从来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才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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