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回顾3：1949年的武汉----通衢活力
194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前，一位犹太学生成为刘绪贻的朋友。这位美国同学去过中国解放区，他有无数的延安的传奇要告诉刘绪贻----解放后，刘绪贻知道这一切并非偶然，这位同学是受组织委派，帮助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封面
神奇的故事不仅美国犹太同学这一件。武汉解放前夕，社会学家刘绪贻已成为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需要帮助共产党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调查整理武汉大学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员的思想状况。后来，刘绪贻意外地读到他曾参与编写的《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手册，上面记录他本人，“有点进步，有点怕”。
共产党对一座城市的细部了解到这种程度，其全国解放进程当无可意外地顺利。如果从细部回到相对宏观面来观察，仅以武汉大学为例，当时除了中共武汉市委有驻武大支部外，还有中原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党员已发展到50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充分调动了5000多名各行业进步市民，从各个角度迅速开展工作。正是如此卓有成就的工作，使这座城市的“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有序、深入地展开，120万人的特大城市极有秩序地承续下来，完成平稳的更新。
张之洞之前从政治与地理的角度描述武汉这座城市：“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通衢的意义是一个向四方延展的中心，共产党因此在策划武汉和平解放前就格外重视这座城市，这里凝注着战略眼光，他们要通过这个经过充分准备的“九省通衢”的平稳交移，奠定南京、武汉、上海的政治基础，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进一步胜利推进，保证在一年内完成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九省通衢”的稳定还建立在另一层基础上。在武汉之前，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共产党，通过拥有“土改”后农村阵地的支持，保证了城乡交换、农村对刚解放城市的供应。到武汉，因为农村工作跟不上城市解放的步伐，变成了一个例外。因为大城市解放的速度越来越快，武汉周边来不及产生大面积的农村根据地，刚解放的武汉就成为一座相对意义的“孤岛”。在解放后城市供应产生困难的时候，城市接管、城市秩序重建只能与农村“土改”工作同时推进。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于是又在此过程中展示出了惊人的效率，城市与农村工作的彼此结合，很快在武汉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
1949年还没过去一半，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以它惊人的影响力感召、集聚了一大批进步人才，他们很快转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每一个从腐朽中重新诞生的城市都充满活力。
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23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黑白之战”
1949 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因为长期艰苦作战，李先念落下了胃病的病根，有时病情发作，疼得满头大汗，要靠止痛药才能缓解。此外，李先念还有神经衰弱问题，经常失眠，有时甚至半夜起床，爬山锻炼。在反攻的日子里，鼻窦炎、额窦炎又经常发作，每天额头内发痛、发冷、发热，昏昏沉沉，所以那段时间，李先念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工作。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谋划一些关键城市的领导人布局，邓小平与李先念的谈话显然即出于此意。
1949年3月，李先念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特地把李先念叫到他住处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告诉李先念：中央已确定湖北解放后，让你回湖北工作。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近20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地，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西柏坡会议之后，李先念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长期困扰他的鼻窦炎。一位日本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此后再也没有复发。在北平治病的李先念，已在考虑湖北的建设了。5月17日武汉解放当天，李先念给潘梓年写信：“原伪《和平日报》一部转筒机已坏，但可以修理，现仍放在《和平日报》。据说已拨给四野，四野同志谈，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请将此机器拨给省委宣传部，以便筹办《湖北日报》之用。”
5 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李先念不顾医生劝阻出院，带着随行人员南下。他先从北平坐火车赶到河南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乘汽车到汉口，再乘轮渡过长江到武昌红楼----当时湖北省委所在地，开始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
那时的湖北，跟全国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边工作11年的秘书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黄达以前一位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有一次，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李先念于是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两个多小时后，同事才下了楼，黄达很纳闷地问，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同事说：“我们谈的面很宽，谈土改、农会、问减租的情况，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告别时，李先念还说：“以后你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
还有一次，李先念到荆州考察防洪时，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李先念向区长问了人口、经济情况后，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区长答不上来，说是供销社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李先念发了火说：“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
“ 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高敬增说，“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军事生涯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注：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1927年，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1932年，他率领3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编为红四军第11师33团，李先念任政委。
张国焘从上海初到鄂豫皖苏区，就见到时任高桥区苏维埃主席的李先念，听取了他的汇报。张国焘后来在回忆中说：“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政治委员，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李先念以前只打过游击战，缺乏指挥团队经验。他在晚年时也颇为有趣地回忆：有一次，红33团2000多人集合，一律着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等待出发。李先念还纳闷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挤在一块行军，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他就问旁边的营长孙玉清。孙玉清笑着说，“ 别担心，有办法”，接着就高声宣布：按一、二、三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一路纵队行军。李先念这才明白，大队人马是这样行进的。
“1931 年秋，我当红军33团政委，孙玉清当二营营长。他告诉我一些军事知识，如怎么下达命令，什么是前卫、后卫等。我从地方转到军队，拼命学，钻军事，读日本兵书、苏军战斗条令，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1990年，81岁的李先念这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那时起，李先念明白，当一个指挥员，自己掌握的东西远远不够，他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一年后，李先念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1933年，24岁的李先念升任红30军政委。
1933 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进攻，红四方面军以8万之师抗击20多万大军，鏖战10个月，虽损失兵力2万余人，却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战役进程中创造的以寡敌众、收紧阵地、大纵深迂回歼敌等经验，进一步丰富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其中无疑也有李先念的一份贡献。”朱玉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李先念后来也无数次提到，“在军事上，徐帅是我的老师”。李先念在徐向前指挥下，与其他军事将领并肩作战，不仅使红30军成为全军的主力之一，也使自己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军事指挥员。毛泽东后来说：我们不懂得战争，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李先念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榜样。
而在李先念的军事生涯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原突围。
1946 年6月，国民党30万美械装备的嫡系部队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而中原军区部队，却被五六倍于己之敌，重重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当时，中原部队有3个转移方向：向东、向北和向西。部队内部众多军事将领要求向东突围，往新四军军部靠拢，这样可以极大减轻新五师的损失。但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却选择了向西突围，这样要面临刘峙和胡宗南部队的双重围剿，加大突围的伤亡。
在突围的时机上，李先念的看法是，中原部队的突围，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1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1天的时间，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突围。一直等到从情报部门得知，刘峙已做好部署，准备于7月1日发动总攻，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时，他才做出了立即分路突围的决断。
突围的第一阶级，5万人的中原部队仅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就跳出了包围圈，进入陕南地区。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进入陕南后直接开往延安。但这时，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北上，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虽然这个命令有点突然，但为整体利益，李先念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在南线扮演了牵制胡宗南部队的角色，为此，他们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直到7月底，部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
“ 即便在中共内部，对中原突围的结果看法也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中原突围是场失败，但是从大局看，它把国民党方面的中原部队都吸引过去了----它先后共牵制了国民党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朱玉教授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牵制，“这些国民党大军无论进攻华东还是华北，都将给中央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朱玉教授看来，坚持中原，也充分显示了李先念顾全大局的品质。在建国后，传统的军史教育和宣传往往将重点放在那些参加大型歼灭战的部队，而扮演牵制敌人的角色、很少参与歼灭战的中原部队往往成为被忽略者。直到近些年来，它们在整个战役里的作用才被慢慢重视。
1949 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李先念交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为了全国战局，自己一手创办的部队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李先念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也是李先念日后赢得毛泽东长期信赖的原因之一。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
因为住处还没有安排好，李先念暂住在北京饭店。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分别找李先念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 当年是陈云推荐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朱玉教授向本刊记者介绍，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在湖北和中南地区工作时，陈云也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但两位老领导分别跟他讲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不知道是否因为知道了李先念的犹豫和迟疑，有一天，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再次说：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李先念深知自己的弱势，因此他虚心向内行请教，陈云仍是他的第一人选。李先念也常说，“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向前)帅，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另一方面，李先念也真心实意地向吴波、段云等财政部内的专业人士学习。
“ 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结束得很晚。特别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关于物价是否上涨，一直争论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得也很热烈。李先念总是让每个人都充分把意见表达完整，他仔细地听。”黄达笑着说。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都有如此总结：陈云开会按时结束，邓小平开会提前结束，李先念开会过时结束。
黄达印象中，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黄达说，工作人员给李先念挑文件，经常是看完了就忘了，“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非常好，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的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 ‘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都略显特殊的年月里，他所担负的责任也更特殊。黄达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李先念下了车以后直奔办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非常急迫，都是关于粮食的会。”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对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不过，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1977年，李先念接待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他们也称赞李先念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财政，是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李先念很坦诚地说：“我就是做具体事情的。我只读了3年书，后来虽然有机会到延安学习，但一心想打仗，课也听不进去。”1986年，他在与金日成谈及这一点时，类似的意思他又重述一遍。
“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但是他确实是在实干当中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的办法，这也是领导人依靠他来抓财贸工作的原因之一”。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此后若干年，诸多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而这场运动究竟如何酝酿的、李先念究竟在其中参与程度如何，也是不少文章探讨的话题。
“ 关于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程振声特地提醒我们重温这句话，他意味深长地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此外，华国锋在中央内部会议上曾几次谈及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也就此做过发言，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都查看过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文革”后期，华国锋被调到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一样，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接受组长周恩来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程振声说。在工作接触中，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当时，李先念是愿意看到华国锋做代总理的局面的，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四人帮’手里”。而华国锋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员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王璇梅回忆，“文革”期间，李先念会经常叫上陈锡联一家同去，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我们看电影时，他们就在里面的屋子里谈。”那时同带着家属看电影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关系比较好的这几家人每次必到”。与老帅、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李先念，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本刊记者也曾采访过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他们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几分钟后，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
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我有一次还专门问过华国锋：在和李先念见面之前，是否找过叶剑英？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华国锋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传记组的高敬增教授对本刊记者打趣说。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 ----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那时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安全，还跟母亲发了火，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李先念安慰母亲，不会走得很远，很快就会再回来。
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在行军时，听到大衣口袋里叮咚作响，掏出来一看，是母亲留给他的两块银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现在我是80岁的人了，想老娘！”60年后，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李先念，时常会向亲人念叨这一段。
战场告别的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患食管癌去世，死前，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老儿子。李先念的妻子姚泽辉变卖了陪嫁的首饰，掩埋了婆婆，有人逼她再嫁，不同意就来抢亲，她被迫去静山庙当了尼姑。
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元也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李先念非常敬重自己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但是陈有元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王树声的妹妹和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朱玉告诉本刊记者，李先念曾对他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 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更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全国解放不久，云南王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 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因为在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了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他，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高敬增教授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李先念为人比较老实，没什么野心，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程振声说。周恩来去世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在谈到李先念时，毛泽东的回应是：“是好人，但‘软’了点。”也许正是这个不温不火的“软”保护了李先念。
武汉城市接管的军管会时期极为短暂，城市很快完成了建党建政的新政权构架，进入到城市建设时期。在本刊记者采访的众多当事人看来，其城市接管和恢复建设的效率之高，除了跟一系列东北、南方城市接管经验有关，更和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在这个城市部署的城市地下工作密不可分。
口述◎刘实 主笔◎朱文轶
潜进武汉
我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到武汉的，当时和我一起到武汉的还有解放前担任武汉地下市委书记的曾?和另一位同志陈克东。解放前，南方局管整个白区，包括天津、北京，都在南方局领导下。
但我们三个人到武汉后，有一年时间都没有碰过头。刚到一个城市开展工作很困难，人生地不熟，我们在没站稳脚跟前，要分别去找工作，争取尽快在武汉立足。
后来知道，当年分属不同系统的地下组织在武汉太多了。武汉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工作极为重视。从党中央的社会部，就是后来的调查局、现在的安全部，到中原解放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再到中原解放区下的分区，甚至于董必武董老自己，都有部署在武汉的组织。
到底有多少组织，我现在都弄不太清楚。除了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以外，这些组织按使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区城工部派出的，其工作是从解放区需要出发，给解放区搜集情报和像药品、电信器材这类急需物资；另一类就是我们，完全立足在白区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从保护组织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一直避免彼此间有横向关系发生。有时候不同组织的人也会碰在一起，毕竟一个城市里朋友圈子就这么大，我们交朋友时偶然发现对方是解放区城工部派出的，知道彼此情况后，都会主动把关系甩掉，不再发生关系。这在地下党内是非常严格的。
我的上级联系人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直到1947年夏天，南方局地下组织汇合，我都不知道曾?和陈克东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在南方局的上级联系人是谁。刘光当时跟我说，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他给了我两封介绍信，帮助我在武汉落脚。
要在一个陌生城市开展工作，首先要能在那儿立足，这是第一步，所以有用的私人关系很重要，也很宝贵。好在武汉是个交通要道，来往人员庞杂，这对我们打开局面很有利。通常情况，组织上是不会给你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经费的，经费主要靠大家交的党费。我一直到临解放前都没有用过党组织的钱，我们交党费是按系统来交，交给每个人的上级联系人，当时都根据各自的收入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曾?是靠着我们的一个统战关系到武汉的。我们在重庆时有个地下党员叫赵忍安，是重庆市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的襄理，南方局有意在武汉开展工作前，由赵忍安以申请到汉口开办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的名义，先期到武汉打前站。这样，曾?一到武汉就联系了赵忍安，由赵忍安托人在武汉一家纱厂为曾?谋个职员的职位。和成银行后来的生意不错，当时的伪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张笃伦都到这家银行兑换黄金和银元，这也给曾?接触武汉政界上层提供了不少便利。陈克东因为是湖北人，在武汉本身就有些人脉，很自然地以做生意为身份掩护，他在武汉六渡桥附近开了一家布店，专营布匹，兼营棉纱，这家布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交通站，布店的本钱，是地下组织成员们借钱、捐工资筹集起来的。后来我发现，党组织显然从一开始就对我们三人的分工有了明确而周全的考虑：曾?走上层路线；陈克东主要是跟武汉一些职业青年和社会青年打交道，也负责策反工作；我在重庆时期就是做工人工作，到武汉还是做老本行。
我在武汉立足的经历要相对复杂些。刘光给我的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一个叫陈元植的年轻人，一封是给汉口交通路联营书店经理马仲扬的。陈元植是武汉大学学生，他原来就是共产党员，但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在四川的时候，党组织被破坏，陈元植的党组织关系也弄丢了，他父亲是武汉鼎鼎有名的民族资本家、武汉商会会长陈经畲。
我当时不知道陈元植知不知道我的身份，以他的家族背景，替我安排一个工作并不是什么难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陈经畲在汉口江边的一家义顺泰桐油行，我和另外几个从重庆来的工人承包了油行一项修锅炉的工作。这相当于一份临时工，承包任务完后，陈元植又介绍我到他家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这份工作时间也不长，因为肥皂厂要发展，从上海请了一个做肥皂的化工技师，费用很高，我一看既然厂里有专业人手了也就告辞了。还有一个原因，在肥皂厂期间，我已经发展了不少党的外围组织关系和进步关系，工厂作息时间毕竟不自由。
这样我找到我们在武汉联营书店的关系人马仲扬，他让我去找武汉老通城豆皮店的老板，老通城老板曾厚诚的妹妹是我们解放区的干部，她的两个快上初中的孩子就寄住在她舅舅家里。这样我就待在曾家做起了家庭教师，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
1947 年夏天，上面知道我们的工作进展后，才让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我、曾?、陈克东，还有之前在宜昌开展地下工作的李声簧，就是李汉俊的儿子，四个人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李声簧后来病了，就没有再参加武汉的工作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主要还是我们三人，分工基本上延续了我们之前一年工作的侧重领域。
这之后，我们三人相互的沟通才开始多起来。我们碰头有时候约在茶馆里，有时候在陈克东家，当时陈克东已经结婚了，在江汉关上面不远的后花楼安了个家。有时候也约在小咖啡馆，武汉那时候有很多小咖啡馆，咖啡比较贵，人们一般不大愿意去，所以比较清净，也比较安全。要一杯红茶或者要一杯咖啡，就可以交流工作了。我和我的下属关系接头基本上也是在咖啡馆。
“五师突围”的情报
情报工作不是我的主要任务，不过，因为发展组织要接触到大量社会关系，其中也有一些获得机密情报的意外机会。我们在武汉开展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就是一个进步青年提供给我们的。
这事讲起来比较曲折。我到武汉不久，有四个本来要进解放区，却滞留在武汉的年轻人关系转到了我这里。实际上，南方局动员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工作是1944年下半年就开始的，到1945年已经有大量知识青年响应这个号召了。为了接应这批人进解放区，南方局青年组在沿途布置了交通站，最主要的一个站点叫“三多坪 ”，是从重庆进中原解放区，在长江三峡出口的一个镇。知识青年们可以利用事先说好的口号和交通站接头，交通站再给他们安排具体进解放区的路线。
这四个年轻人叫刘绵、杨蕴、姜一林和张瑾格，是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重庆出发，动身比较晚，抗战结束没多久，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沿途交通站也就撤退了。这四人找不着联系人了，没办法，四处凑了点盘缠，就近到了武汉。
他们从武汉写信回重庆，把他们留在武汉的情况告诉给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朱语今解放后担任了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是当初动员这几个人进解放区的谈话人。南方局青年组很快派了个人到武汉，把这几个人的关系转到我这儿来了。这个关系不是正式的组织关系，是进步关系。
所谓“进步关系”，一开始就是交朋友，在白区搞组织工作，首先都是从交朋友开始，然后变成了一种进步关系。这个进步关系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这部分关系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
南方局青年组在这上面做了相当大的工作。它既为党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了人选，也给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同时能起到保护党组织核心成员的作用。这些进步青年到武汉后，虽然关系在我这儿，但不会由党组织提供关系来安排就业，都依靠自己各自的私人关系。
四个人里的刘绵是陕西人，父亲是国民党中上层的一个官员，他们家的一个至交跟武汉行辕主任孙玉儒有私交。刘绵通过这层关系，很快就在武汉行辕机要室谋了份文书职务，负责机要文件收发的盖印。这是个能接触到核心资源的工作，所有要盖章的文件他都要过手。
这是我在武汉搞组织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刘绵此后就经常在咖啡馆跟我碰头。一些短的文件，比如国民党行政上的措施、人员调动的信息，他直接背下来口头汇报给我。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1947年6月14日，刘绵发现了一份国民党要调动30万兵力对我中原军区包围突袭的机密文件，这个情报非常绝密，不仅有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详细时间，还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兵力部署。
情报显示，这次突袭计划的中心指挥所设在花园火车站，并在潢川、商城、宋埠等地设了5个分指挥所，由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坐镇指挥。在我们中原军区南面，整编第62师驻咸宁、亘岳一线，整编第5师驻武昌、徐家棚一线；往北，整编第11师驻孝感、黄陂一线，第6绥靖区驻花圈地区，整编第66师驻卫家店、武胜关一线；往西，整编第72师驻麻城地区，整编第75师驻应城、沙洋一线，整编第20师驻襄樊、枣阳一线；往东，整编第7师集结在合肥地区，整编第46师集结在六安、金寨地区，整编第 3师集结在商丘、淮阳一线。总计10个整编师和第6绥靖区一部，共计约21万余人，加上地方部队共30万人，呈一个半圆形将中原解放区包围起来。
这份文件很长，刘绵费了很多心思，在很危险的情况下，把所有要点都抄下来，然后把抄下来的东西交给我。要知道，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爆发前沿，“停战协议”还在生效，这个事情太大了。共产党在武汉外围的军队，当时老百姓都称为“老四”，实际上就是新四军的第五师。现在消息在我手里，怎么送到五师的人手里？我真是特别着急。国民党的总攻时间就是7月1日，只有几天时间了。那时候，曾?、陈克东我们三个人还没汇合，连商量主意的人也没有。另外，我们是南方局派出的，不是解放区派出来的，与中原军区没有任何关系，压根儿不知道如何联系。
我把我在武汉能使用的关系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包括从重庆带来的和在武汉新发展的关系，就想到一个叫岳建中的地下党员，重庆下来的职员，到武汉后做生意，他认识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我们三个碰了头后，下决心由岳建中硬闯解放区，情报就包在香烟的锡箔纸中，钉在他的鞋跟里。陈枫帮岳建中弄了一封美国报社的采访介绍信，这样混过了国民党关卡。岳建中也不认识路，只知道一直往北走，过了解放区边界，他也不知道找谁，见到我们部队的人，就一路打听，说有重要情况向领导反映，这样一层层找到领导机关，最后见到的是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代理司令员张体学，情报送到他手里。
这个情报真是非常及时，拿到消息后，中原局于6月21日致电党中央，请求主动突围，两天后党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就在准备突围的前一天，党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发电报作了4条突围作战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解放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师突围”。
刘绵因此立了大功。后来，中原解放区专门派人找到美国新闻处的陈枫，表达感谢，让陈枫转告我，说我们有情报这样往解放区送，太费劲了，还可能会发生意外，以后再有类似情报可以就近联系。内战全面爆发前，在武汉有个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这个小组里有我们一方的人，是中原解放区派出的，主要代表就是后来的武汉市首任市长吴德峰。
后来上面考虑到白区地下工作者会有很多紧急情况要跟解放区联系，出于纪律，又要避免跟解放区派出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就给了我们一个同中原军区联络的秘密口号，让我们到要紧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口号跟解放区联系，这样对方就知道是党组织。当然，他们也不会追问是什么党组织，谁都没有这个权限。
这个联络口号还真派上了用场。临近解放，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越来越紧张，因为大部分人这时候都脱离了职业，全身投入地下活动，收入来源一断，又没什么储蓄，党费都收不上来了。另外，国民党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镇压这时也处于高压之中，地下组织经常要把一些上了黑名单的组织成员撤退转移到解放区，从武汉到解放区路上关卡很多，这中间要打点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基层官员，这些额外开支看上去不大，但对地下党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包袱。有一段时间，陈克东有个进步关系，他经常偷偷从家里拿些储备的银元出来给我们，后来家里人发现了，这个经费来源就中断了。
最后我们实在没钱花了，只有向解放区要钱。这样，陈克东就通过那个口号联系上中原解放区的负责人，申请到了一笔经费，帮我们度过了一场经济困境。
叛徒危机
我在武汉搞地下工作的4年里，只出现过一次组织被破坏的危机。
1948 年6月份，有个从解放区过来的姓周的人叛变了，因此牵出了我们在武汉的几处重要的秘密据点。这里要交代一个背景，我们在武汉发展党员一直极为谨慎，从解放区出来的新人，通常情况我们不急于发展为党员，因为一直在解放区生活的人缺少在白区工作的经验，生活作风方面比较暴露，容易让组织工作出现破绽。但这又有个很大的矛盾，头两年党员发展过慢，会影响在武汉建立党的关系、发展外围组织的整体速度，而比较而言，从白区的社会关系中突击发展党员更不一定可靠。所以，对于从解放区来武汉的人，我还是给予更多信任。
这个姓周的就是在“五师突围” 后，从解放区出来的，和他一起到武汉的还有一个叫肖惠的。肖惠当时就到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做老师，周的舅舅在汉阳开木材转运店，他就住在舅舅家里，利用生意关系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被我们发展为党员。这两个人都比较年轻，对地下工作没经验，没有隐蔽的意识，长期在一些社会场所出入。
肖惠喜欢上了武汉铁路局的一个女职员王欣荣，而王欣荣跟南洋烟厂的程昌是恋人关系，这两人恰好又都是我们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肖惠一心要拆开人家，动静闹得很大。后来，那个姓周的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交代出了肖惠，肖惠出于报复心理，接着牵出了程昌和王欣荣。
武昌红十字会补习学校是我们管地下印刷品的一个重要基站。国民党特务去抓人的那天，陈克东正好到学校联系筹办地下印刷所，一到门口他就意识到气氛不对，大门前的报警信号被撤除，学校里学生的表现也极不自然。他正想绕出去，迎面撞上了盘查的特务，他对特务说，看到校门口的教师招聘启事，因此来问问报考家庭教师的事，碰巧他随身带了一张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文教处陆近诚处长的名片，就说自己是陆近诚的朋友，这样躲过一劫。不过正好是差不多时间，有几个要去解放区的同志，在武汉什家集这个地方被抓了，他们一直是陈克东联系的，为了避免暴露，陈克东暂时中止了一切外界联络。
我的危险更直接，因为肖惠这三个人都是我的下线。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处，但都供出了我的相貌。我身高一米八几，比较高，眼睛下面有个疤，这些特征都很好辨认，我处境很不妙，组织上让我暂时离开武汉去香港避避风头。
这样一来，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三个骨干里有两个都有暴露的危险，出于安全考虑，1948年夏天，上海局新派了两个人到武汉作为地下工作领导成员的补充力量，一个叫江浩然，一个叫张文澄。上海局就是南方局搬到上海后改名的，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办事处，它管南方的工作，叫“上海局”，区别于在重庆的南方局，也区别于在香港建的南方局。
这两人来了武汉，原来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进行了改组，变为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撤掉省工作委员会的原因是武汉解放在即，党组织决定武汉地下党集中力量来做武汉市的工作。本来我是要从香港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的，但因为叛徒事件的阴影逐渐淡去，我又十分熟悉武汉工作，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回了武汉。
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成立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任务，是做湖北长江两岸的工作，就是迎接大军渡江。这个任务到1948底我们已经不用做了，因为我们的军队已经逼近了长江，只不过是没有渡江，解放区的城工部这几年一直同时在城市开始工作，他们把两岸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了。当然联系沙市、宜昌、黄石市委的工作仍由我们联系，但重心全部要放在武汉。
新成立的武汉市地下市委成员由我们五个人组成。曾?任地下市委书记，曾?、江浩然、张文澄为市委常委，我和陈克东任市委委员。
保护城市运动
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
比起之前的地下工作，现在我们的任务其实更具体：为军队进城和接管城市做好全面铺垫。这就涉及到武汉整个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各机关、部门、工厂、学校。地下市委只是个领导机构，经过几年发展，整个武汉的党员也才不过500多人，依靠现有组织成员，人手显然不够了。
急急忙忙发展党员不现实，尤其在那个胜利的形势下，肯定要防止少数投机分子钻进党内。我们的办法就是快速成立和扩充非党的进步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武汉成立了14个外围组织，涉及到武汉的各个行业，就是为解放后对口接管各个机关单位做准备的。
这些组织按照行业系统建立，名称前面冠以“新民主主义”称呼，比如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学生联盟、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只有工人组织没有标上新民主主义，就叫工人协会。它们是非党组织，是党领导的。这既解决了发展党员的慎重和标准问题，又解决了解放前在武汉全面开展“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运动的人手问题。这14个外围组织很快发展到了2000多人，不光进步群众，一批武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行业人才都加入进来。国民党军队溃败，解放军还没进城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为“真空期”。沈阳、南京解放时，这个时间城市都是发生了骚乱，但武汉极为平静地度过了，这得归功于地下组织的提前部署。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依据外围组织的系统划分，按工人、学生、教师、职员、职业青年把各行业的人组织起来，但后来考虑到，武汉的行政区划复杂，行政机构也多，有所谓“三府两局一会”----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武昌两市的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参议会。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可能不会同一时间解放，如果武昌解放晚于汉口，这样按条设计的人力调动就会带来不便。1949年4月，曾?在一次市委会上提出了《为保护城市度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提纲》中，着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解放大军在武汉上下游渡江，粤汉铁路截断前，或三面包围逼紧时，敌人在撤退中有执行有计划预定破坏的时间。汉口敌人撤退后，因退路已断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小，武昌则尚有这种可能。故汉口青黄不接的时期，必定紧接汉口解放，武昌则尚需密切注视当时形势的发展，提防敌人折回。”
根据这个分析，市委决定将原先按系统组织的部署改为按地区组织，就地指挥。把各行业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建立领导体制，由江浩然负责；在汉口、汉阳建立领导体制，由曾?、陈克东和我负责。
曾?、陈克东还是以策反工作为主，充分做好李书城、张难先等几个湖北省知名士绅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确实曾经有过要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放弃跟李书城和张难先的游说有关。我们还找到具体负责几起破坏任务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鲁道源，鲁跟我们谈判，索要3万银元作为中止行动的报酬，后来讨价还价后，价钱变成了6000银元。曾?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由赵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了这笔钱。
这时候什么地方都要用钱。解放前不到一个月，由张难先、李书诚二人出面，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分设汉口、汉阳、武昌三个执行处，配合我们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也是这些工作所需的大笔经费无法公开进行筹措。正好，武昌市长蒋铭到商会借税款，他对盟员、武昌县银行行长、市商会常务理事周家泉说：“政府决定成立三个自卫大队，因为没有钱、现在只成立了两个，还有一个大队成立不起来，300多支步枪放在库里发霉。”这一情况反映给地下市委后，我们决定，由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面组织成立商民自卫大队，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拨库存枪支弹药把队伍武装起来，表面接受国民政府政府的领导，实际上隶属中共地下市委指挥，把他们的资源为我们所用。事实上，国民党从武汉全面溃败前，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而到解放前夜，这些应变委员会大部分都已经是在为新政权服务了。
我5月上旬坐镇的武汉电讯局当时就已经成了地下市委汉口指挥部，原来的局长，也是电讯局应变委员会主任把他的办公室腾出来给我们，我守在电讯局主要是便于整体协调和调度。当时有几件很急迫的事，国民党要把火车机车从汉口开过江运到武昌徐家棚，便于军队再往南撤退。光有两条腿跑不了，没机车，铁路就等于瘫痪了。我指挥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工人把机车开到汉口的各个地方藏起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得不到之后空袭毁掉机车，一大批机车被开到丹水池那儿，因为那里靠近美孚公司的几个大石油罐口，国民党不敢炸。
还有一些重要设施，比如车站的水塔，也担心被国民党炸掉，水塔一炸掉车站就瘫了。我从各个工厂调人把武昌火车站的水塔保护起来，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周围看着，特务来了就跟他周旋。其实也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嘴皮子，比如说，你们把这弄掉了，我们怎么吃饭啊，我们靠这个来养活一家人啊，有时也适当威胁一下。有个奉命破坏江岸机车车辆厂的国民党工兵连副连长硬是被我们说动了，最后找到一个旧火车头，把水箱炸了一个大洞，照了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 真空时期”全靠群力群防，工人调动的效率特别高，这也反映出我们地下党前些年搞工人运动的成效。武昌三十兵工厂那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基点，国民党最初是下决心要把这兵工厂搬走的。结果，全厂工人采取怠工的办法，拖延搬迁，本来很快就可以把机器卸下来，装箱就可以运走，工人们磨磨蹭蹭，说这里拧不动，那里拧不动，最后只有极少部分军工厂设备被运离武汉。
接管武汉
军队进城那天我们真是高兴啊，一直是在地下工作，终于见天日了。南下的大队声势浩大，约有800人，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带队，经天津分为两队，有一队本来要负责上海的接管工作，但在去上海的途中，得知武汉成功解放，就到武汉来了。1949年5月22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武汉军管会)正式入城办公，但实际对外宣布成立时间为6月2日。武汉军管会有委员13人，分有物资、交通、军政、文化4个接管组，主任委员为谭政，副主任委员为陶铸，下面还设有秘书处、行政处和人事科。
军管会的同志大多是初次到武汉，对武汉不甚了解。最初，陶铸听说位于汉口的璇宫饭店很大，便打算把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璇宫，但他们后来发现，璇宫里的光线并不太好，几经周折，才找到当时非常繁盛的德明饭店作为办公场所，就是现在的江汉饭店，这里空间宽敞，里面还有一间大厅。委员们周末偶尔在这里跳跳舞、聚聚餐，这大概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
解放第三天，在江边的维多利亚电影院(后来的青年剧场、市人委大礼堂，现改建为红太阳娱乐城)，中共武汉地下党成员开了一个会师大会，所有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都填写了登记表，党员填的是甲种登记表，外围组织成员填的是乙种登记表，分别交给市委组织部和市青委组织部保存。大会主要是宣布了新市委，并对地下市委在武汉长达4年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衔接地下党市委和新市委。
其实武汉市委班子成员很早就已确定下来。因为河南解放得早些，中南局前身是在郑州的中原局，武汉领导班子名单早在中原局就定了，可见中央的重视。武汉当时在全国解放里的位置的确举足轻重，是解放南方的前进基地，由中央直辖，四野总指挥部也在这里，所以中央对武汉的干部配备相当强大。首任市委书记张平化原来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把他调过来，无疑是看重他在哈尔滨接管期间的经验。首任市长吴德峰更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武汉警察局局长，对武汉情况相当熟悉。相比之下，地下市委书记曾?刚三十出头，解放后最初的职务才是江汉区委副书记。
地下市委虽然不存在了，但有些职能和工作还延续了一小段时间。当时武汉军管会同工厂、学校、机关，中间的联系很多是通过原来的地下党员。当然他们也直接下命令，让他们办移交，但是有很多地方，不但要下命令，还要里边有人来接应。这个接应就是原来分布在这些机关里的地下党员的任务。我们一解放就都穿上军衣，我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武汉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很多时候我就跟随着军管会成员，像谭政、陶铸，他们那里商量什么事，我就参加，因为随时需要地下党做配合。
接下来就是正式建党建政。一个是党的建立，一个是政权的建立，大概这两个是主要的，同时要建设一些群众组织，工青妇，这些和军管会同时进行，是筹备性的。比如中南有宋一平、吴克石，他们去搞，武汉就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子黎智在做。军管会走后，这些就都慢慢做了起来。
武汉接管对于全国新政权建设的一个贡献是，对城市基层政权建立的探索。国民政府也曾试图在街坊一级建政，由于资源、时局和理念诸方面原因，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则成功地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政权组织延伸至街道。武汉市委对这块工作非常重视，刚一解放，就派人到里弄去做工作，做居民的发动工作，跟公安局都配合好，成立居民委员会，后来设立街道政府。很多具体工作，如供应工作、卫生工作都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对武汉市民的教育，政治、文化上的教育，也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的。
恢复建设的武汉难题
20世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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