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又有多起性侵与性骚扰事件被揭发，这一次，加害者的面孔不止于高校老师和教授，一些公益机构的“慈善名人”，资深记者，乃至名噪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钉上了加害者的名单。从“公益人”雷闯开始，到前记者章文，再到央视主持人朱军，已有超过二十名知名人物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被指性侵或性骚扰，但他们其中一些人却用“荡妇羞辱”的方式回应，激起公众更大的怒火以及更多女性的检举。
自2017年台湾女作家因幼年时遭辅导老师性侵，患抑郁症自杀后，性侵在中国刮起了风暴。日前专访了台湾青年Chang，他介绍了台湾针对性侵的立法机制，并分享了他眼中的本次metoo风潮对大陆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对于性骚扰的判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生，也说明了大陆的女权主义如今正在觉醒。
女性应该保护自己，对性骚扰大声说不（图源：VCG）
记者：Me Too运动席卷到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站出来，自述自己被性侵的经历。这一次Me Too风潮似乎比之间更加激烈，舆论焦点也从校园里的权力失衡，转向整个中国社会权力规则下更隐蔽、更常态的性侵害。你了解这个运动吗？你身边有朋友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吗？
Chang：从今年4月份看到北大沈阳事件之后，就比较关注类似的议题。那时候是讨论师生恋我知道最近大陆的媒体圈，有女性站出来讲她们的受害经历。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性别以及平权的教育比较完善，以大学院校为例的话，学校里面都有性别教育跟性平委员会来处理性骚扰的案例。
台湾还会强调性别教育，比如说去教育女生，当她察觉有问题的时候，就要及早的反映。性别教育等于是提前的预防，法律就是事后进行补偿。所以我身边没有这类型的事情。
记者：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一度因绝不与妻子以外女性独处而遭嘲笑，但是，随着近期美国性丑闻愈演愈烈，“彭斯守则”（Pence rule）开始广受重视。“彭斯守则”此前曾遭到女权主义者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规矩为职场女性升迁设置了潜在障碍。在中国，职场上很多男性也开始遵守“彭斯守则”，但这似乎是给女性带来的二次伤害。你是否会担心“ME Too”过热导致男性的一种恐惧吗？
Chang：我觉得这个现象太严重，蛮夸张。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一半的人是女性，如果这个过渡渲染的话，可能造成一种恐惧，而且吃饭是属于正常的社交环境，除非这边讲的吃饭是约会的意思。在性骚扰的判定上，女性去主观推断不舒服，或者感受不好的话，这个就可以引发男性的恐惧。可如果有一些客观的行为举动，或者有一些科学证据来支持的话，就比较能够划清性骚扰是否是性骚扰。
对事实的认定很重要，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判定标准。不然容易变成“罗生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没办法还原事实真相，这个就是性骚扰案件比较困难的。
但是在台湾，通常会以被害者不舒服的感受，作为主要的依据，，比较站在说话人的立场。
记者：相较于台湾，大陆对于防止性侵的组织稍显不成熟，台湾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并且规定学校必须有两性平权教育时数。除了立法机构的不同，大陆在性侵防御上面和台湾存在差距吗？中国大陆经过这一场的“Me Too”运动，女权意识开始慢慢的觉醒，那么女权意识在两岸之间的差别有什么区别呢？
Chang：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运动，妇女不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权力意识也比较抬头。但在资本主义架构下，职场里面的男女不平权，主要可能还是来自于她的经济收入，还有权力职责不太一样。大陆有试图做这些保障，比如婚假、产假。这些都是比台湾要进步一点。
台湾甚至在整个东亚地区，女性权利意识是最高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不婚主义，这个在台湾社会很正常。像之前的“俞飞鸿事件”，这在台湾是很平常的。可在大陆会说成是惊奇，会给很多社会压力。
女权意识的抬头，但它往哪个方向去是不可预知的。是西方那种崇尚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选择，还是说这个女性她最终要回到家庭里面。
记者：中国的这场“Me Too”运动，你觉得它目前为止走到了哪个阶段呢？这场“Me Too”运动又会给中国的社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Chang：我觉得现在是处于问题引爆的阶段，之后要进行反省。
从性别角度来讲，希望男女的平权可以得到具体落实，让女性的生活得到比较好的改善，个人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一些传统的权力结构也要调整跟改变，比如说阶级，族群或者城乡差异这些元素，这样才能使性别运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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