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对此，我们有如下理解：
财政政策如何更大发挥扩内需与调结构的作用
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在当前背景下，这是对4月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扩大内需的一种解决方案。7月PMI数据显示内需显著回落，进口指数降至荣枯线以下，同时7月铜、锌等有色金属价格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总需求的回落，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或面临回调，对进口和企业利润均有抑制。这些迹象再次表明扩大内需的迫切性，从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基建是导致投资增速下滑的主因，财政支出和地方债发行明显偏缓，与此同时，货币和监管政策已经明显缓和，财政政策要承担更多扩内需与调结构的作用。
扩内需是当前更为迫切的目标，
扩内需是为了稳增长，前期大部分政策都偏向稳增长。调结构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建立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财政政策要在扩内需和调结构上发挥更大作用，可能的途径在于：
其一，聚焦减税降费，同时利于扩内需和调结构。
一方面，通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对冲价格下行和信用收缩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提高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减税降费，使用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先支持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有利于调结构。
其二，加大基建托底经济的力度，直接促进扩内需。
由于财政收支矛盾，减税政策在今年的发力空间有限，比如，此前提出的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对居民收入增长的提升不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和减税相比，加大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其效果更加立竿见影。接下来，财政政策可能加大财政支出和地方专项债在基建项目上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去杠杆的决心没有发生改变，会议要求基建投资着重于补短板，意味着对基建的支持也是结构性的，例如，领导人在7月26日曾表示扩大有效投资、加快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本次会议提出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因此，中西部省市、乡村振兴相关的基建投资在下半年可能反弹力度更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1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
会议提出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大部分行业去产能的进程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一部分无效产能绝大部分集中在“僵尸企业”，由于目前的制度安排，有一些“僵尸企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置，7月23日国常会提出坚决出清“僵尸企业”，减少无效资金占用，这可能意味着下半年去产能的重点在于通过制度调整来防范“僵尸企业”死灰复燃。
目前的供给侧改革依旧偏向于做减法，实际上，经过这一轮去产能，无效产能基本出清，当前阶段，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不足，制度约束抑制了人们的需求满足。因此，除了继续落实破除无效产能的最后一步，我们的政策方向还应该改革那些抑制老百姓需求的制度约束，这样是去对经济体做增量，扩大规模，做的是加法。把分母做大，风险也就在发展中得到有效解决。
2.2乡村振兴，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会议提出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成为了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从国情看，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乡村振兴将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理由有三点：一是政策支持，乡村振兴得到了高度的政策支持，成为了政府重要的工作目标；二是发展空间，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发展空间大，一方面是城乡发展空间差距大，另一方面是和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三是收益巨大，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劳动力供给、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均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可以说乡村振兴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在面临经济形势考验时，乡村振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增长点。
可以考虑以下途径：一是加快发展城市化，城市化和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农业才更有可能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化经营；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电网、工程机械、管网等方面；三是土地制度改革，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确权工作的推进，农民闲置土地和闲置宅基地将会进一步集中，规模化经营成为现代化农业的前提；四是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亟需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推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大宗农作物机械的国产化水平，发展高端农机装备制造业；四是产业融合，第二三产业和农业进行融合，农民的收入将可能主要来源于二三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电子商务、健康养老等。
2.3 把握节奏去杠杆，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近期关于是否继续去杠杆的争论很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这是因为我国债务风险仍很严重。2018年我国杠杆率趋稳，但是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杠杆率依然较高，地方隐性债务有待规范，而且在去库存拉动下，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较快，如果放弃去杠杆，债务风险可能再次加剧，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且根据美欧等国的经验，去杠杆之后需要加杠杆，经济才能进入上升通道。不过，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了要把握好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我国结构性去杠杆进入稳杠杆阶段，再通过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有利于稳定预期。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指出，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我国金融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特殊的金融体制导致金融资源不能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未来将通过机制创新，加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善金融业效率，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应对内外压力，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当前中国面临国内外多重压力，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是根本解决之道，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这点。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宣布了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金融领域开放的六大措施。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对外扩大开放，有利于扩大外需，稳定外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我国的很多经济金融问题在于市场化不够，经济政策应该更多考虑依靠市场的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对内扩大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善金融市场效率，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扩大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可以在实现稳增长的同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松基建的另一面是紧地产
会议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历史上，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表现往往此消彼长，这一轮政策是“松基建，紧地产”，这么做的背景主要是：一方面，上半年基建投资断崖式下跌，地方融资平台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保持韧性，大型房企依靠销售回款和高周转依然能维持下去，相对而言，融资压力小于地方融资平台。依靠基建托底经济比放开房地产的风险相对较小。
经过2017年房地产市场“最严调控年”，房价依然在上涨，但涨幅出现回落，同时，在“因城施策”的调控方式下，各线城市房价走势出现分化。2018年初，兰州等地取消部分区域的住房限购措施，成都、天津等地放宽人才引进政策，一度被解读为房地产调控松绑，但实际上，2018年楼市调控非但没有放松，反而呈现更加严格的趋势，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1至6月，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次数超过180次，按照这个速度，2018年调控次数可能超过2017年。
在楼市调控趋严的同时，调控政策也在推陈出新。历史上，因城施策并不陌生，但更多的在于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促进供求平衡的政策比较少，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根源也在于制度安排下房地产供需错配，包括土地财政等。即便是在调控趋严的今年，一些调控政策也明显反映出供需严重不匹配的现象，例如，万人抢房，深夜排队，为了获取购房资格，老太太都不惜离婚；限价政策衍生出来的阴阳合同现象。这种非理性的“怪异”行为在房地产市场已经持续多年，因此，短期调控再严，也只能抑制房地产泡沫，终究不是出路，需要利用调控腾出的时间来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这既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供需匹配又可以消化债务。
稳就业，保民生
会议两次将“稳就业”放在首要位置，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4.8%，为2016年开始开展该项统计调查以来最低值。政策当局突然将提高就业的优先级，可能隐含了对未来就业形势一些担忧：
1）稳增长就是稳就业。
上半年的经济金融数据、7月份的PMI数据以及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均对未来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如果经济加快下行，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
2）结构性去杠杆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民企吸引了大部分就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可能导致失业率增加，这种压力在下半年将更大。例如前段时间不断暴雷的P2P平台，此外，违约企业中不乏上市公司，而下半年信用违约可能增多，并且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形成信用风险和信用收缩的传导效应，那样将导致失业人数显著增多。3）环保限产导致部分企业关闭。
近几年推进的去产能以及环保加强也导致一些企业关闭，从而使失业人数增加。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以及居民实际消费增速不断下滑，说明了保障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对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强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做深社会稳定工作。
4）贸易战给相关产业的就业带来不确定性。
贸易战直接或间接影响进出口相关部门的收入，进而影响就业，如果贸易战升级，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放缓，总需求下降也将带来更多的失业，因此，应对贸易战其中一条底线是稳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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