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近8月的盛夏时节，一年一度极尽神秘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料已登场。自毛泽东时代起，每年这个季节，中共高层都会从北京的暑热以及政务繁忙中暂时抽身出来，聚集在中国北方这个滨海度假疗养胜地。期间，政坛大佬们会举行多轮非正式性质的务虚会议，以讨论对中共执政来说富有长远意义题目。相比去年坊间热议的十九大人事和老人干政议题，今年中共北戴河务虚会聚焦什么题目，尤为外界关注。
习近平重塑中共政治生态（图源：维丁）
习近平亲身经历了十八大以前与十八大召开时的情况，对于中共权力危机所造成的问题十分清楚。老人干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前任胡温在位十年，顶层决策一直受到干扰。同时，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人形成了跨域部委、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殊利益集团，即政治学上所称的“政治寡头”，寡头政治又导致了军队干预政治的结果，而最后一个威胁中共权力的问题，就是腐败。
和老人干政一起，中共十九大上“山头主义”和“团团伙伙”也成为历史。此前中共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派系”，如上海帮、山西帮、广东帮、吉林帮、江苏帮，以及曾经存在的“团派”“秘书帮”等说法都成为昨日黄花。
而无论是中央层面去除老人干政，还是央地层面去除“山头主义”和“派系”，都与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共官场人所皆知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密切相关，这一顽疾使得胡温在位十年期间中国各项改革陷入停滞。而在大刀阔斧重构权力重塑权威之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有效集中了决策权。
决策权集中产生的效果，据各方面的统计，自中共十八大到今天，高层已经出台了近1,500项改革方案。从理论上说，这一波改革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人们也相信，如果所有这些改革一一落实和到位，必将重塑中国，不仅把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更把国家的制度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对于庞大并复杂无比的中共官场来说难于避免的是，旧的问题解决掉，又将产生出新的问题。相比于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迹象表明，中共官场现在受到官僚系统自上而下执行力以及官员不作为的困扰。
最新的例证是，长春长生假疫苗案发后，中国社会群情激奋、民怨沸腾的当口，涉事地方政府和相关中央部门却消极不作为，甚至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出指示后各方也并没有真的“动起来”，直待出国访问的习近平从中国海外发出最高指示严查疫苗事件，吉林省委、中国证监会以及公检法部门才紧急行动起来。这让外界怀疑，中共各级官员的初衷到底是执政为民做好本职工作，还是简单为了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指示？
上述困境使得中共今天各方面的改革确实面临着执行困难的问题，这表现在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各方面的改革推进和执行程度不一、不平衡。一些改革执行了，另一些改革则没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执行了，另一些部门和地方则没有动静。第二，一些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做了一些，遇到困难就戛然而止，半途而废。第三，更多的改革一直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人去碰，也没有人敢碰。
造成上述部分中共官员不作为的原因之一，来自中共自上而下强化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系统的监察权。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监察机构对官员办公室置放零食等都视为“违规”。又如官员的尊严问题，在一些地方，很多官员现在面对监察人员“如临大敌”，严阵以待。一旦监察机构进入检查，最重要的事情也得停下来，全面配合监察机构的工作。监察越频繁，执行权就越难行使。总之，如果监察权没有节制而泛滥，执行权就会受更多的制约，甚至被废掉。
中共高层显然早已认识到上述官场顽疾，北戴河度假期间，中共高层不乏就此议题展开讨论的可能，从更加长远的视角，为将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完整闭环有效打通，进行看似轻松其实更为深谋远虑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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