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印尼一名15岁的女孩儿被判入狱。她是一名强奸案的受害者，被自己哥哥强奸了8次。怀孕后，女孩儿偷偷堕胎，而这违反了印尼禁止女性堕胎的流产法。于是，这名女孩被判入狱六个月，而强奸她的哥哥，被判入狱两年。
7月，印度的一间法院里，50名律师围殴18名嫌疑人。这18人，有公寓保安，有电梯工人，有水管工，他们共同的罪名是轮奸了一位11岁的听障少女，且这一行为持续了7个月之久。当地的律师组织宣布，不为这18人提供任何辩护。
律师是法律的捍卫者，法院更是法律的圣殿。律师们在法院殴打嫌疑人，不一定证明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它可能揭示出另一种隐情：连律师们都不相信法律会给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亲自施刑。
妇女权益保护运动的浩荡，取决于法律到底有多么滞后。在印尼和印度是如此，在仓廪更实、礼仪更重的中国，更是如此。
7月，中山大学教授张鹏被曝光，据说此公在2011~2017年之间，持续对女学生和女教师进行性骚扰，还涉嫌性侵一位大一女生。五名被骚扰过的女生联名向中山大学举报，校方回应：他们已针对此前收到的另一份举报，在4月对张鹏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那意思是，我们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你们还想怎样。
可是，如果侵害一人和侵害十人的结果都只是一个处分，那何不侵害十人呢？校方之态度，完全没有让事件产生良性效应。
7月，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起诉。此前，他涉嫌猥亵、性侵一名女学生长达7个月之久，已被校方免职。如今，被侵犯的女生选择在法律层面解决问题，要求周斌赔偿心理康复治疗费，并支付精神抚慰金。同样被起诉的还有南昌大学本身。
这是中国首例学生就性侵问题起诉老师和学校的案件，很值得关注。其中一个细节是，女生的诉求只是经济赔偿，不包括让周斌接受法律制裁。两种诉求，按理说并不冲突，之所以选择一个舍弃一个，我们大抵也能猜出是为什么。
因为让他赔钱容易，让他坐牢太难。
在消失的4月清零中，我提供过这样一份名单：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 陈小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 薛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施雪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刘军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谢耕耘南京大学语言学系主任 沈阳加上中山大学的张鹏和南昌大学的周斌，这八个人，都曾涉嫌猥亵、性骚扰甚至性侵女学生。他们中大多都已调离教职，但还是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还会潜入你的身边。
高校并不是终点。
同样在7月，知名的公益人雷闯，知名的媒体人章文，知名的作家张弛，知名的环保领域大V冯永锋，知名的艾滋病权利活动家张锦雄，知名的公益活动家、《新周刊》的创始人孙冕，以及每年春晚都准时露面的知名主持人ZJ，都被曝光出有性骚扰和性侵犯方面的丑闻。
不是名人们的圈子恶心至极，而是聚光灯刚好打在那里。中国的“Me too”运动产生在高校和文化界，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具有国际意识的新知识女性。在那些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在那些女性意识没有觉醒到如此地步的地方，情况想必更加恶劣。上个月因被猥亵而自杀的甘肃高中女生，相信大家还不至于淡忘。
“Me too”运动被诟病最多的，是相关讨论缺乏标准和秩序，道德审判有狂欢化的倾向，仅就什么是性骚扰这个基础问题，许多人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有人认为，餐桌上调侃女性讲荤段子就是性骚扰，有人认为，只有上下其手跟踪偷窥才是性骚扰——大多数分歧，都是因为类似的标准不一。
我想，辩论式的讨论虽然必要，但真正的解药在别处：那就是让滞后的法律先进起来，让态度暧昧的执法机构强硬起来。
现行法律上，性骚扰不是一个罪名，只有猥亵妇女罪和强奸罪。猥亵妇女是五年以下，强奸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个量刑尺度尚可，但翻翻相关定义，条件真是苛刻。猥亵罪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比如妇女必须遭遇暴力胁迫或者恐吓欺骗，而且得有证据证明，“妇女明确表示拒绝”。
这个“明确拒绝”，相当要命，也相当操蛋，除非随时录音，否则我连明确拒绝电话推销都证明不了，更别说拒绝猥亵了。许多禽兽得以脱罪，也是因为这一点无法证明。更何况，许多案件根本走不到审判流程，取证困难之外，名人社会关系广杂，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压力也容易让她们妥协，甚至执法机构都会劝说，希望大事化小。
这个立场上，我不喜欢那些执法者，因为他们太机灵。他们太懂那一套，如何掌控权力的松紧带，如何踢皮球，如何在灯光下勤勉，在黑暗中偷懒。这么说吧，我觉得某些中国执法者掌握着对自己生存有利的全部技能，唯独缺少执法者应有的正义感。
也许某一天，这些具体的事情都会被遗忘，但人们心中总会留下影影绰绰的印象：这个世界，对女性是危险的，不公正的。印度在这个问题上总被嘲笑，而如果这个印象不得到改观，我并不感到我们和印度有多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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