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后，北京群众自发悼念，本来可以从容驾驭，但因官方处理不得其法，最终酿成巨变。20年后我再冷静检视，还是当年那句话：「官方错误理解，轻率处理群众运动。」
在胡耀邦逝世初期，有3点值得反思。其一，中共对历史人物的评介标准与文化，为我所用，为时势和任务所用，不够客观和脱离民意。
胡耀邦逝世后，怎样写他的讣告和悼辞，成为中共内部争议的一个焦点，这是外界不大了了的新闻。在初稿中，没有称胡耀邦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共产党人最为关切的称呼，胡耀邦的遗孀后来为此争到邓小平那里，如愿确非轻易。
我那时想，今天也在想，为什麽共产党对已死的党友(而且是总书记)的评价如此吝啬？皆因他们认为胡耀邦曾犯下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未能获得这个「光荣称号」。这完全是中共高层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作的判断，并透过压倒胡耀邦的声誉以释出信号(中国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澹化了胡耀邦毕生为共产党建立的汗马功劳，以及盖过了他超乎共产党思维的贡献。所以，在胡耀邦1987年被迫下台后，群众耿耿于怀，在他逝世后两天(89年4月17日)，3000名北京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信，提出7项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
这涉及中共的政治文化，连对已死的人也带有批判斗争的成分，对被指犯错的自己人更是手下不容情。如果在胡耀邦下台后即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贴近民意，就可能避免激起群众的情绪，对中共的内部凝聚力也有好处。
官方长期不重视人民权利
其二，官方错误理解群众活动，与他们长期不重视人民权利有关。
胡耀邦逝世当天下午，陆续有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其后两天，人群愈来愈多。我当时在现场访问很多群众，发觉他们都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成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北京学生将会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7项要求，因此不可能是为造势而来。但官方看见人群聚集，条件反射地恐惧起来，并机械地而且自然而然地向坏处想，认为背后另有图谋。
这与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一样，令人感到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定性文化」是一大弊病，况且这是轻率和容易错误的定性，最后又重複了打击一大片的惨痛教训。在往后的日子里，官方三番四次再犯这种错，以致形势更走向极端。中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但掌权后却害怕和卡压群众活动，无法和不容许建立理性的表达空间，摆脱不了很多政权的恶性循环规律。面对新的形势，中共应该深思反省。
斗争哲学的惯性
其三，官方轻率地用高压手段处理群众运动，与他们的斗争哲学的惯性有密切关係。
89年4月19日，官方指有人冲击新华门，翌日更通过官方传媒大加指摘。当时我也在现场，20年后反思此刻，必须剥丝抽茧，才能理性分析。
其实，那时候带头到新华门的群众，主要想做一件事。他们感到胡耀邦死后官方仍不能正确评价，还想低调进行追悼会，他们认为应该让官方了解群众的心愿，所以举覑花圈到新华门，只是要求把花圈放在新华门前，以提醒中央领导人重视群众的心愿。其中一名带头人对我说：「我们放下花圈，就会马上离去。」
但当时中共没有理解群众的心情，也没有尝试理解，看见人群愈来愈多，就担心起来，派出解放军守住新华门，凌晨，更以武力清场。我当时在旁观察和採访，也被踢走，幸而没有大伤，一些学生则被殴伤，加上翌日官方传媒的片面报道，引致日后更多的抗争行动。
从群众方面，也有反思的角度。他们没有领头羊，无人告知他们前往新华门的原意，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群体的安排，当中出现个别激烈的叫喊，例如「打倒共产党」(笔者强调，这只是非常零星的叫喊，说不上什麽口号或号召)。不过，正说明这不是官方所说的「有组织」地搞事。在群众运动中，经常出现无人能控制的盲点，如果官方冷静处理，不要轻率地以点概面、以偏概全，不会因为出现个别情绪的说话而抓住不放，而且胡乱定性和动武，那日后的发展就可能完全改写了。
可见，接受请愿不是中共的文化，但他们真的要好好学习，才能善于顺应和疏导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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