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引领风骚的公知皆被雨打风吹去。媒体承认：“公知”已经和“砖家”、“叫兽”一样，是骂人的词了。公知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以及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呢？
日前，专访了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韩十洲，他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研究。作有《中国从何处来》、《中国人的活法》和《中国怎么办》等长文。 他表示，过去100年中，公知这一群体的进步性是很小的，在探讨民主自由方面，公知一直在隔靴搔痒。
知识分子不仅是特定知识领域的专家，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图为习近平与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图源：新华社）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系媒体于2004年打造的一个传媒概念，试图通过包装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来引导舆论，影响某些重大事件的舆论走向。在以前知识是很奢侈珍贵的东西，大家把公知当成褒义词来讲。在现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专门设计一个词来把这群有知识的人分类，公知现在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韩十洲：公知不应该作为一种专门的身份出现。但是公知性是需要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专属身份之外有种公共性的参与和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越来越高的公共言论的质量，这就不会造成话语与现实的脱节。如果把公共的话语参与当成职业身份的时候，就会被卷进这个话语系统本身，慢慢的就会丧失与现实的感受。最终不但公知本人是受害者，整个社会舆论也是受害者。只有认识到知识本身的有限性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有知识。
记者：《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更多的是赋予公知一种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性，现在中国的公知除了对中国建设进行批判还有哪些角色可以完成？
韩十洲：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讲的话，这也是公知所造成的一种负面效应。他们基本上把公民社会建构成一种对抗性的想象。公知们所造成的这种现实张力，反而导致了政治力量对他们的压制，反而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成了敏感词。其实它同时压缩了建设性公民社会的力量和这种潜在可能性。
什么样才是建设性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其实就是既要吸收胡锡进所讲的那种复杂性，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要有耐心充分的认知到他的复杂性，改变的艰巨性。我们要做好真正的这种观念的价值的启蒙。我说的启蒙不是说公知意义上的启蒙，而是说真正的推动我们这种公民意识，同时建设一种对复杂性本身的一种更高级的反应机制。而不是说，老是低水平的重复，简单、粗暴。
记者：公知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倒逼政府做一些改革。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自古难以区分清楚，从孔子、公孙弘、董仲舒、韩愈、朱熹到近代的梁启超、康有为。可以说不是知识分子在不停干预着政治，而是政治在时刻干预着个人生活。那么目前公知和政府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韩十洲：过去100年公知的进步性是最小的，他们在反反复复重复一个论调。知识精英在这个时代中要承担认清现实和方向这个功能，这个功能现在是失能了的。我用“邯郸学步”来形容，被坚船利炮给打败之后，一切都不行，于是就西化，就陷入了中西之变，想学人家怎么走路，学人们怎么走路的时候就忘了自己原来的步伐，结果到现在不会走路了。
公知们要么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要么低估了对手的恐惧，实际上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结果是公知被打压，公知们也很知趣，慢慢的偃旗息鼓，草草的收场了，也没有几个回合，很轻易的就被压下来了。这其实反过来也可以去检验公知的质地，他们的抗压能力是太弱了。
记者：现在存在的公知，他们是在隔靴搔痒吗？
韩十洲：他们一直在隔靴搔痒，他们没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中国历史负担太重了，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不要把它当成积极的东西。就像原生家庭给孩子造成的负担一样，我们历史也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负担，我们很难走出来。历史文化中个体有尊严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帝王将相，是权力的争斗，是《甄嬛传》似的宫斗，他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爱恨，他们的悲欢很少的。
我们是在这个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每个人可能都携带着病毒，这也是公知身上存在的东西，他们没办法跳出这种权力的逻辑所塑造的欲望，就像中国的男人一样，他们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判的，但他们很少有真正的关心正义的问题。
在这些公众话语中，他们很少严肃的探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民主，他们的适用性问题，他们在现实中出现哪些负面的效应，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可能成功点，在有些国家会很失败？他们不会整体的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有选择的去推销这些，就跟一个商人或者思想的传销者区别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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